金笔提名打一生肖,青鸾报喜打一生肖( 六 ) _[db:关键词]

据吴羽的研究可知，五福太一的说法在北宋时期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太一宫的修建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依照现有的材料，北宋太一宫修建的时间，是严格遵照太一四十五年一移的规律而兴建的；而在其方位的选择上，亦与太一所临分野相一致，且提前一年建成。
由是可见，终北宋一代，宋廷对于五福太一所临分野四十五年一移的说法是颇为崇信的，未有丝毫例外。这种分野移易之说的影响，还可从范镇《东斋记事》中一则有趣的记载中得以证明：
由此“孤寒太一”的趣闻，我们更可知悉五福太一巡行之说在北宋时期的影响之大。按照其四十五年一移的规律，宋廷下一次修建太一宫的时间，当在1164年（即孝宗隆兴二年）。然靖康之难所带来的政治变迁，在使宋廷失去北方领土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四座太一宫。直至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达成之后的第六年，高宗才在临安再度兴建太一宫，并于次年建成。
汪圣铎已经注意到：南宋皇帝并未遵循北宋时期太一宫四十五年一移的原则，在嘉定元年（1208）五福太一重临吴分时修建新的太一宫。根据《玉海》的记载：“嘉定初，日官奏太一临吴分，有司请举旧典，上止命近臣以冬至祭告，而不改作宫宇。 ”此处之所谓“旧典” ，即是指重修一座新的太一宫，以应分野。然此时的宋廷，却并未接受这一方案；此后西太一宫的兴建时间（理宗宝祐元年[1253]），虽据嘉定元年五福太一临吴分恰为四十五年，上据东太一宫之建立则已有一百余年之久。由是而论，及至南宋时期，太一四十五年一移之说，已经渐渐失去了其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影响力，不再主导太一宫的兴建。这一论调，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实践层面呼应了张世南和王湜在太一巡行方面的主张。
综上所论，南宋士人对于此类亡国预言、福祸灾期之说的态度，可说是极其复杂的。就蔡絛的记述来看，他对于此类的亡国预言，应是颇多同情的。这种认同的背后，似乎包含着一个隐含的指向，即北宋的覆亡是早已注定的，绝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需要申明的是：蔡絛的这种看法，或有其深度介入徽宗朝政治等方面的个人原因，在当时却并非孤例。我们从活跃于两宋之际庄绰、朱弁等人有关北宋亡国预言的大量记载中，也略可窥见时人与蔡絛相近的某种集体心态。而在并未亲身经历两宋之变的陆游看来，林灵素等人的所谓先见，则都是妖言祸国，不足为信。换言之，他并不相信道士们对于北宋的覆亡早有所见，而是希望从其他的方面来检讨靖康之难的原因。又从王湜、张世南和宁宗对于五福太一分野的态度，以及王、张二人对于所谓“阳九百六”灾期的认识来看，南宋士人对于此类天人感应之说的反思，已非个别现象，而是体现出一种整体的趋势。
如若我们将上述诸人撰作的时间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便可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对此类预言多持肯定和同情态度的士人，大都活跃于南宋初年；而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士人，则以陆游为代表，活跃于有志恢复的孝宗时期以后。根据笔者的看法，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的一种间接反映。具体而言，南宋初期的士人，或由于个人的原因，或缘于对此惊天巨变的无所适从，对此类的亡国预言表现出了更大程度的认同，甚至希望能够通过此类预言来劝诫君王，表达其对于北宋覆亡的某种反思。然而，随着孝宗朝以来宋金局势的变化、理学兴起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南宋中期的士人对于此类的预言、灾期之说，以及徽宗朝颇受重视的所谓“异术之士” ，却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批评态度，而将对于北宋亡国的反思引向更为深彻的层面。换言之，此时的士人多已不再需要通过方士、道士之口来表达一种对于时政的批评（中古时代常用的一种方式），而是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些方士和道士，及其背后所承载的理论阐释系统本身，表现出更大的政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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