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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宋初期开始，在学者和道士的记载中，大量记载和论述了北宋亡国的道教相关预言。这些亡国预言，包括神、字、谐音、诗的预言和直接的政治预言，丰富多样。但南宋中后期以来，以陆游、张士南为代表的学者在笔记中表现出对这类预言和灾难的批判和反思，反映出他们对北宋亡国原因的不同看法。在南宋以后的宗教文献中，以赵对的记述为代表，体现了北宋对道教相关亡国预言的演绎与重构。无论是预知还是无稽之谈，这些与北宋灭亡有关的预言，既反映了惠宗王朝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后惠宗时代”的学者、道士对北宋亡国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文人与道士、文人与道士之间的视差与多重解读，向我们展示了南宋初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生态的一个剪影。
作者|谢逸枫，湖南大学岳麓学院副教授。
原载| 《文史哲》， 2021年第5期，第80-94页。
_原题为|远见与妖言：靖康之难后北宋亡国预言与道教有关
南宋末年江万里写的《宣政杂录》中，记载了一个与“真人”有关的预言谐音：
据文中记载，青桐所展示的玉牌中的“丙午”二字，是指丙午年(即靖康二年[1127])靖康之难；一般所谓“真人” ，指道教神仙，取其谐音之意，成为“女真”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看似不经意的预言背后，不仅包含了对惠宗失国的讽刺，还借助道教“真人”与“女真”的谐音关系，在道教与北宋覆灭的悲剧命运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在作者看来，这种叙述在“事件真相”层面上是荒谬的，但它反映了人们在“观念真相”层面上对惠宗崇道和北宋亡国的反思，为我们了解南宋士人对道教态度的变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综上所述，从整体发展脉络来看，自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兴起之后，儒家对阴阳学说和占卜的态度确实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以儒家(尤其是理学)为中心的叙事框架而言，占卜理论已经逐渐淡出主流思想的视野；连纬书本身都丢失了，需要重新编译才能一窥其片段。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跳出儒家的叙事框架，就会发现这种预言的传统似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其他知识群体继承，在新的知识谱系中继续传承。
顾颉刚在其名著《30《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重点论述了秦汉时期方士与儒生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儒家思想如何转变为占卜术的发展。自宋代以来，随着儒学与阴阳占卜的分离，方士与儒生早已分道扬镳，逐渐与道家集团融合。在惠宗时代崇尚道教的氛围刺激下，这种为道士和方士所熟悉的话语重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并深深介入到对宋代政治变迁的解读中。更重要的是，北宋的许多所谓亡国预言，都被高宗、孝宗乃至更晚时期的学者、道士所追溯。这些文本与其说反映了惠宗王朝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后惠宗时代”文人道士反思北宋亡国的思想坐标。在反思的过程中，不同的价值居
章炳文《搜神秘览》有一句话：“人在成事的过程中，却穷于生活；见面时，他们不是泰国人；他们活着，就是倒霉。 ”所以，山川之镇虽流，亦有穷之人，非泰之时，可考凶险之人。 “在国家政治层面，俗话说“国家要富强，才会有繁荣；“国将亡，必有邪灵。 ”按照古人的逻辑，一个王朝一旦面临危机，必然有罕见的征兆和不祥的征兆；但是，在天水，关于推翻北宋的这种预言的记述数不胜数。仅与道教、道士有关的就包括神显、谐音、断字、诗谶和更直接简单的谶语五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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