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笔提名打一生肖,青鸾报喜打一生肖( 五 ) _[db:关键词]

不过，对于所谓的五福太一之说，张世南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据其所析：
在此，张氏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上来五福太乙所临之分，自合太平至治”的观点，却特别指出唐末五福太乙莅临中宫（洛阳之分），而遭黄巢之变，其祸甚惨的事实，对此说提出质疑（“既曰‘五福所临’ ，何为又却如此？”）。于是，张氏又引入了王湜《跋〈肘后备检〉》中对于“阳九百六”灾期的讨论。
在此段论述之中，王湜一方面肯定了后羿寒浞之乱、赧王衰微、桓灵卑弱、炀帝灭亡在时间节点上与“阳九”灾期的吻合，以及周宣王父厉子幽、敬王时吴越相残、秦灭六国、东晋播迁、五代乱离等事与“百六”灾期的吻合；也相应地举出了舜、禹、成、康、小甲、雍己、庚丁、武乙、不降、盘庚、小辛、明帝、章帝、贞观（627-649）之时，与“阳九”“百六”灾期之不合。由此而论，所谓“阳九百六”的灾期之说，有合有不合，是有失其准确性的。
而在五福太一之所谓“福应”和四神太一之所谓“祸应”的分析方面，王湜也分别举了“宣、懿、僖、昭之际，（五福太一）再入中宫，而贞观之治，何不复举？”和“开元十六年（728），（四神太一）亦入六宫，乃太平极治，与贞观比”二证以为反例。由此可见，所谓的“福应”“祸应”之说，也是靠不住的。最后，王氏又举夏桀放于南巢，商纣亡于牧野，王莽篡汉，禄山乱唐四例为证，点明此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事件，亦未与“阳九百六”的灾期相合。
对于这种时有应验，时又不应的现象，究竟应当如何解释，王湜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在他看来：
而降以祸，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详知者，皆可以类推也。
此段论述之最要紧处，即在于其对于天数可变的强调。根据王氏的看法，通天、地、人曰“儒”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拘泥于此而或以为不可改易，乃术士之蔽。换言之，王湜并非直接否定“阳九百六”灾期和太一分野之说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了其并非不可改变的特性。正所谓“人事之不齐，故应之者，亦不一耶？”
随后，张世南又引仁宗朝康定（1040-1041）、庆历（1041-1048）间西羌方炽，天下骚动之事为例，指出其气运虽与唐德宗居奉天时相类，却能从容度之的原因。根据张氏的记述，仁宗之所以能逢德宗之运，而免德宗之命，即是因为其与德宗的德性不同。换言之，皇帝个人德性的好坏，成为是否能够度过厄运的关键因素之所在。
大体来看，张世南与王湜的立论应是一致的，都对所谓的太一巡行和“阳九百六”之说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质疑。需要说明的是，张、王二人并未完全否定十神太一和“阳九百六”的理论基础，而是用了一种较为圆通的方式来予以解释。换言之，所谓灾期固然有之，然只要君王有德，即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反之，倘或君王无德，则不逢灾期，亦难逃一劫，纵有五福太一降临，也无福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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