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笔提名打一生肖,青鸾报喜打一生肖( 九 )


至于在林灵素放归温州之后更加平步青云的王文卿 ,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记载 , 也强调了他对于时局的先见之明 。 据其所记:王文卿上表曰:“乞求仁智之帅 , 预防西北妖气 。 ”仍乞还山养老 , 御批“御府仙卿岂言归 , 所奏不允” 。 继而金军进犯 , 宋师败绩 , 徽宗又命王文卿诣九阳总真宫 , 降香上表 , 以求上天神谕 。 “先生入内 , 上宣问所上朱章 , 报应如何?先生洒涕奏曰:陛下奏章中 , 愿出有道之君 , 临莅天下 , 杀臣一身 , 以谢奏闻报应 。 奉旨云:革则无悔 。 上又问先生:其理如何?先生密奏 , 上深然之 。 十二月二十三日 , 禅位东宫 , 先生入贺 。 ”根据李远国的分析:“在这里 , 王文卿审时度势 , 假借天意 , 劝告徽宗退位 , 以待‘有道之君’来挽救败局 , 应该承认是一种明智之举 。 其后 , 王文卿即急流勇退 , 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四月 , 上表乞还乡侍母 , “词旨恳切 , 上听其奏” , 方免靖康之难 , 得保其身 。
而在笔者看来 , 王文卿出于某种考虑 , 认识到北宋国运堪忧 , 想要告老归乡的心理固然可能;然其干预朝政 , 奉劝徽宗退位的说法 , 则恐为赵道一的臆测 , 而无真凭实据 。 徽宗传位钦宗 , 自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原因 , 显然不是一位道士所能左右 。 因此 , 笔者更倾向于将此处王文卿的表现 , 定义为教内文献对于此段历史的重新诠释 , 而非历史的实态 。
同样 , 我们在元人所编的《龙虎山志》中 , 也发现了龙虎山天师张继先对于北宋覆亡早有先见的记录 , 其时间之准确 , 的确令人惊叹 。 据《龙虎山志》的记载:“张继先……后凡三召 , 政和中 , 大内灾 , 命醮禳之 。 醮毕 , 因屏左右奏赤马红羊之厄 , 其语秘……”所谓“赤马” , 即指丙午年(即靖康元年);所谓“红羊” , 则是指的丁未年(即靖康二年) 。 “赤马红羊之厄” , 当然也就是指涉的靖康之难了 。
综上所述 , 在道教内部的文献中 , 徽宗朝最为煊赫的道士 , 如张继先、林灵素、王文卿等 , 都准确地预见了北宋的覆亡 , 或退居乡里 , 或悄然逝去 , 均可谓全身而退 , 未受北狩之耻 。
结 语
至此 , 我们已经将南宋以降之士人 , 直至元代道士对于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记载和讨论梳理完毕了 。 在这些穿梭于历史和神话之间 , 夹杂着不同的偏见、立场的价值判断的亡国预言之中 , 士人与士人之间、士人与道士之间的视差也得到了非常丰富和多层次的呈现 。
正如柯文(PaulA.Cohen)在《历史三调》的序言中所言:“神话制造者虽然与历史学家一样知道事情的结果 , 但他们无意于了解历史的创造者经历的历史 。 ”据此而论 , 如果说作为事件的靖康之难 , 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解读;作为先见或妖言而见载于南宋士人和元代道教文献中的种种具有传奇色彩的预言 , 则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其撰作时代的一种特殊解读 。 这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 成就了士人和道士间在北宋覆亡同道教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或可借柯文的说法 , 称其为不同的“调性”) 。 而在此解释和重构历史的过程中 , 士人和道士们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 按照自己不断变化之多样化的见解 ,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了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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