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92年腊月是什么星座( 七 )


书信编号成为日记中令人瞩目的文字景观,提醒人们注意日记作者在某一时空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 。 人们通过通信实现与他人的连接,这其中家族成员无疑是最为密切的另一端 。 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收发的283封书信,与家人通信占据76封,远超其他各类人际关系 。 事实上,还有许多书信都通过家庭通信这一管道传递,象征其他人际关系对家族关系的附着 。 如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载,“发己字第十一号书,内致倪观察、二侄、少湘各一函,曾源寄乃兄一函 。 ”家书在个人通信网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再度表明家族的确是清代文化生态中极为重要的因素 。 而家书的编号则是这种稳固而持续的关系的宣示 。 并非所有的书信编号都发发生在亲人之间,一些亲密的朋友其他较稳定的关系,也促成书信编号的产生 。 如谭献同治三年、四年与周星诒就有紧密的书信往来,同治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日记载,“补作与季况七十五号书”,显示本年度谭献写给周星诒的书信已高达75封 。 连续性的书信编号是人际之间强联系的体现,那些并未纳入编号的书信,可能也蕴藏十分重要的内容,但通信双方并非亲密而稳定的关系,而表现为弱联系 。
并非所有的家书都被加以编号 。 从上表可见,翁心存与孙儿翁曾文的书信没有编号,翁同龢在旅途中往来的信件也没有编号 。 这种情况可能因为翁心存与翁曾文的通信往来只是大家族与个人通信之间偶发的分支,是偶然性行为,缺乏连续性 。 至于本年翁同龢与翁心存书信往来,同样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 这年春天,翁同龢随侍父亲北上,不必通信 。 五月十一日翁同龢南归赴乡试,至六月六日抵家,中途翁同龢所写信件,据翁心存日记记载,有四封:分别为五月十四日河间二十里铺、五月二十日中山店、五月廿八日袁浦舟次、六月初一日扬州所发,但在翁同龢日记中,仅仅记载前两次作家书 。 可见,在旅途中的翁同龢对此并不特别在意 。 毕竟,这次旅途仅仅一个多月时间 。 回到家中以后,翁同龢与父亲的通信管道重又加入常熟整个大家族的通信联系中,故无须编号 。
即便翁心存和贵州的翁同书、常熟的翁同爵两位儿子的紧密通信多采取编号,但其中一些书信仍有意识地“不列号” 。 以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日记所载为例,可见有如下数通信均不列号 。
五月八日 夜,作不列号书与五儿,交六儿携去 。
五月十二日 是日三儿之妇四十初度,为作汤饼犒家人 。 草不列号一函与三儿,又衣包、靴包各一 。
八月一日 得三儿六月廿一日所发第五号并不列号信两函,又诸葛碑一纸 。
十月四日 发贵字不列号家书并衣包一个、靴包一个,托阮侯庭携去 。
十月五日 发贵字不列号家书,内附少湘两函 。 外棕包、口蘑、绿蒲桃二匣交何荔珊携去 。
在双方连续性编号的书信往来中,忽然有意插入一些不列号的书信,背后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些信件可能涉及一些秘密,关于人情、请托等事务,故此类信件往往附带一些物品;二是,不列号书有着可靠的送信人,能够保证信件安全送达,故无须编号 。
尽管清朝的邮驿系统较为完善,但不稳定的风险依然存在 。 翁心存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日日记,“得五儿四月四日第四号书,前两号殆浮沉矣,闻局差途中被劫 。 ”道光三十年四月廿三日,“得五儿三月五日第三号书,从天成来,五十日乃达,可谓迟矣 。 ”书信传递途中的种种风险,令编号以保存信息传递有效性,变得十分迫切 。
此外,尽管翁心存用心为书信编号,但是他需要处理日常事务实在过于繁忙,故误签编号在书信中时常发生 。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得五、六两儿十月廿六日第十一号书(实第十二号,误签)” 。 翁心存日记常常据实记载,然过后看到其他信件,方明白早期可能 误会签序号,故后来常常在日记原文处旁注加以说明 。 这也从侧面反映清人日常处理书信工作量之大 。 对翁心存而言,日记保存书信的连续编号,相当于收发信件的登记簿 。 在此,日记为书信的收发提供了直观的备忘录,而书信的收发,也因此得以堂而皇之进入日记,成为日记必载的事项 。 由此,承担备忘录功能的日记最终成为清人重要的著述形式,日常不可或缺的写作样态 。 在这一过程中,书信起到勾连共生的作用 。 书信进入日记,日记也必然记载书信,随着清人书信写作和日记写作的愈发普遍,书信与日记彼此提升了对于对方的依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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