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92年腊月是什么星座( 五 ) _生活百科

对书信编号表现为是一种有意识的文献制作行为。尽管南宋开始，文人自编书信集即已出现，但清代不少文人自编书信集的普遍性和规模，却是前代所不及。如谭献自编的《复堂师友手札》，袁昶也曾“手辑友朋来函, 装潢成册，题曰《停云留迹》” 。为书信编号能给编检书信集提供方便，这或许也是书信编号被广泛使用的缘由。有意识为书信编号者，往往都有大批书信存世，可能并非偶然。在谭献等人日记中，还有自己整理书信的记录。善于保存文献的胡适，更是清楚标记每一封书信的文字数量，以为将来书信整理出版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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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编书信目录抄本，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258页。
给书信编号，不仅有助于书信归档整理，也便于查检是否失收信件。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七日，收到弟弟郭仑焘（字志城）三月初四日发出的信件，小注云：“正月初四日一信。至此为第二信,信面亦编第二号。而云正月廿八虎宣尚有带上海一信,何也?”这封信郭仑焘自编为第二号，却在信中说其子郭虎宣正月廿八日还带有一封信。郭嵩焘由此怀疑这封信的下落。由此也可见，书信的编号有时并不遵循写信者的编号，而是作者对所收书信的重新编号。这种情况类似当前快递站对快递单号进行重新编码。对远渡重洋的郭嵩焘而言，书信编号十分关键。根据日记记载，五月初九日，郭嵩焘收到文报局寄来三月廿二日发递的廿三号包裹，中间包括家信二号。五月廿三日接文报局三月廿九日第廿四号包封。六月初五日，收到文报局四月十四日第廿六次包封（由英公司果利治船递到。其廿五号由眉江船递寄，已沦大洋海矣），中附郭仑焘第三号信。七月初四日，得第六号家信，“其四号（四月十三）、五号（四月廿五）两信至今未收到。 ”对郭嵩焘而言，家信失收仍是大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和欧洲之间邮政传递的不确定性，促使郭嵩焘对书信和包裹不厌其烦进行编号。郭嵩焘遭遇的信件丢失在晚清并非个案，即便在国内，信件丢失也是常事。如身在北京的苏州探花吴荫培1901年十月初六日日记记载：“是日，得三号家书，知二号邮信未到。 ”这种情况到民国年间可能仍未有大的改善，故梁启超、胡适等人所作大量家书也常使用数字编号。
为保证信件的准确传达，清人的书信编号不仅针对书信信封，也针对书信正文。这种对书信正文与信封的双重编号有其意义，如林则徐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致郑夫人、林汝舟第十六号》信指出第十一号家书四十六天就收到，十分快捷，“惟信封全行拆破，直将家信红纸及抄件显露在外，有目共睹，虽极可恨，而无如之何。驿站中毫无顾忌，一至于此。 ”驿站寄送信件，可能丢失信封，故信封编号并不保险。又如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与伯芝书》：“忆六月曾发六号、又六号两信，此月所发信内列第七号，而兰瑞不知，乃外列不列号，可见其粗心。此次我乃仍列第七号也。 ”这封信并没有落款时间，但从有限的信息中仍可推测。陈用光在写给侄子陈兰祥（字伯芝）的这封信中批评儿子陈兰瑞（1789-1823）做事粗心。陈用光在给陈兰祥的信中编号，六月份写了两封信，编号分别为六号、又六号。此月（当是七月）又写了第七号信，但陈兰瑞在寄送第七号信时，在信封上没有标号，以至于陈兰祥对此生疑，故而陈用光才在信中予以解释。这则材料表明信件内外均有编号，此为双重保险，但登记常以信封编号为准，故陈用光新写信件仍然编为第七号。同时也揭示书信编号可能发生错误。当然，也有信封编号，而书信正文不提及编号信息者。如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二十七日,翁心存“得三儿正月廿五日所发庚字元号书,并外十件”，但此信在翁心存书信正文中并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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