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92年腊月是什么星座( 三 ) _生活百科

表格中还可见出，潘钟瑞和苏州亲友来信，仅西圃叔（潘遵祁，1808-1892）书信有编号，其他人如潘茂先（松生兄）等并不编号。书信编号与否，支配性的原因何在？如果认识到潘钟瑞此行目的乃是处理家族事务，则这种编号行为就不难理解。潘遵祁是苏州大阜潘氏的尊长，还是潘氏家族松鳞义庄庄正，处理大阜展墓和安葬族人棺木事宜，潘钟瑞是实际执行者，而背后的总指挥则是潘遵祁。由此看来，在诸多家人书信编号中，处理重要事务的书信优先编号，而其他一般的家事书信则不在编号之列。书信编号显示这一组通信关系在编号者之间的诸多信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书信编号也存在不对等情况，即一方编号，而另一方并不编号。光绪十年（1884），潘钟瑞族兄潘霨任江西布政使，在苏州老家的潘钟瑞给潘霨写信，均有编号，至潘霨遭人弹劾下台，已编至第二十号。然而，潘霨写给潘钟瑞的信件从来没有编号，潘钟瑞也没有自行编号。这似乎表明，对在家且居所固定者而言，书信并不必然需要编号。另外，也可能表明，潘钟瑞十分重视与潘霨的关系，但潘霨则并不那么看重潘钟瑞。书信编号的不对等是双方人际关系不对等的直观体现。
二、书信编号的方式和价值
从日记所载清人书信编号情况来看，清人对书信常常采用两种编号模式：一种是文字加数字双重编号，另一种则是单纯的数字编号。在两种书信编号中，数字编号基本是顺序排列，从“第一”开始一直至编号结束，有时则从“一”开始。这种编号方式较为直白，但在有多方通信，或作者为区分时，则常采用文字加数字进行双重编号。
在文字加数字的双重编号中，主要的差别在于文字的选择。这种编号方式的文字差异大略分三种：其一是以收信、发信另一方所在地的简称命名，文字多为地址简写。如上文潘钟瑞编号所用的“鄂”、“苏”等字。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任贵州学政，与父亲翁心存的往来书信中，编号时均用“贵”字。其二则编号的文字也可从千字文中而来，文字还可以是年号，或是干支纪年中的天干、地支。如林则徐道光十九年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事宜，书信编号就以“己”字编号。这年正月初三日林则徐抵达江西南昌，日记写道，“封己字第三号家书。 ”“己”字当取自“己亥”，即以干支纪年的天干字号开始。不过，个体对书信的编号也会因时地变化而产生差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谪迁新疆伊犁，所写家信仅以数字编号。再如民国癸丑（1913），藏书家王保譿（1890-1937）《溪山小农日记》中发信以天干命名，收信则以地支纪数。其当年九月部分日记载如下：
（九月）初四日早起。午后，录自作诗，点《唐》五页，题《牡丹亭》二绝，接惠农子号信。灯下，阅《燕子笺传奇》。
初五日早起。午后，临帖如常，寄惠农乙号信，点《唐诗》十页。
十三日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十五页，寄惠农丙号信并诗。灯下，点十八页。
十八日早起。午后，点《渔洋年谱》，寄惠农丁号信并近作数首。
廿三日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六页。至玉舅处，接惠农寅号信。灯下，点诗九页。
廿四日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五页。寄惠农戊号信，至钝舅处。
天干地支的编号在岁末年终，日记备忘统计时十分方便。如广东香山人黄培芳（1778-1859）《北行日记》卷末载有嘉庆己卯（1819）、庚辰（1820）收发信件情况，其中己卯年从二月廿八日“发京卯第一号家信”至十二月廿三日发“十九号信”，首尾完整。次年（庚辰），黄培芳发家信编号即以“辰”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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