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92年腊月是什么星座( 十 )


如果将书信视作有生命之物,则日记最大限度记录了书信的生命史 。 书信诞生于写信人(同时也是日记作者)的生活世界,经由一人或多人之手,最终抵达它生命的一个终点——收信人处 。 在这一过程中,书信是否可以成功“长大”,取决于传递的过程 。 书信传递是书信物理生命成长的漫漫征程,其间或平淡如水,如崎岖密布,或妙趣横生,或枯燥无味,然不管怎样,这段征程是书信最终能否“长成”的关键 。 抵达收信人,并不意味着书信生命的终结,它可以被传观,被转送,从而获得下一阶段的意义,但书信生命的二次、三次乃至多次“生命之旅”的开启,其基本历程与初次历程大体相似,故不再专门论述 。
为了保证或测定这段征程的完成度,写信人和收信人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保障手段 。 这种保障性手段存在于书信文本中,直接影响了清代书信的体裁和风貌 。 尽管在清代以前,书信编号已经出现,但清代的书信编号技术较之以往更为复杂和成熟 。 前代许多信札的编号还可能是整理者所为,而清人对自编信札有更为普遍的自觉 。 前代为书信编号多注重从整合思想与内容入手,而清代的书信编号似乎还更为强调传递信息的可靠性 。 换言之,清代书信编号更为注重完整性,且不拘于日常琐细性质的书信 。 这种情况,有相当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书信传递的安全性 。 在许多书信的开头,往往开篇就须几句话交代上一封或几封信件的收发情况,为此还必须简要复述前几封信件的内容 。 如潘祖荫致吴大澂一信开篇即云:“清卿仁弟大人阁下:前连奉三函,并烦为代购王子剌公鼎敦事,想已先此达,或竟未达 。 兹奉学使之便,再以奉恳 。 ”(引自李军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斋手札》,《历史文献》第二十三辑)书信内容中的反复述说,意在保证书信传递信息的连续性 。 而在书信之外,日记既记载了这些保障手段,同时也是书信的一种保障手段 。 被写入日记的书信,成为写作者的备忘,用以检测书信的制造、传递和抵达情况 。 而日记中记载书信的收发情况,书信传递的具体途径和责任人,都是为了确保书信的有效流转 。 在这一过程中,给书信编号成为收信人、发信人共同使用的书信保障技术 。 书信编号保证了书信传递的连续性,同时可以测定书信的收发情况,从而使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信息流不至于断续或造成误会 。 书信编号的存在,因而也对书信传递者起到监督作用,被委托传递信件的人似因此始终处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下 。 因书信编号的存在,书信的流转得以更为顺畅 。 也因为这一技术的存在,日记写作者(即书信写作者)也得以减省繁重的书信记录 。 正因书信编号的存在,日记作者不必记载每一封编号信件,因断续记载这类信件的收发情况,并不影响他对整个书信收发情况的判断 。
利用日记所载书信编号所提供的的时空信息,可为书札进行准确的系年、系地,从而提升书信整理的深度 。 在这方面,《翁同书手札系年考》《俞樾函札辑证》等整理本都做了积极探索 。 反向言之,通过对书信编号规则的理解,也有助于识读稿本日记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并对一些缺略文字理校 。 例如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日记中记载与其孙儿翁曾源的书信往来:四月廿七日,“发巳字第一号家书”,四月廿六日,“得源孙三月十九日所发巳字第四号书” 。 从影印本字迹看,不容易断定究竟为“己”还是“巳”,不过该年为己酉年,按照翁心存对书信编号的规则,此字识读为“己”似更妥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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