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92年腊月是什么星座 _生活百科

尧育飞
【按】时至今日，日记逐渐成为热门的出版现象、耐人寻味的阅读风景。清代日记、民国日记因蕴藏丰富的信息，不仅获得学界强烈关注，也深受普通读者喜爱。日记包含的历史细节和生活琐事，往往让读者为之着迷，获得愉悦。人们愈想把过去看得越清楚，就愈发把日记瞧得越仔细。 “微观”由此成为考察日记的通常视角，研读日记的基本方法，因而也是本专栏一系列文章的基调。为致敬《清史探微》和《国史探微》，本专栏特命名为“日记探微”，试图让人在享受日记阅读趣味和充分挖掘日记价值之余，寻找有意味的材料，提炼有价值的问题，也一并探讨适合研读中国日记的有效办法。
傅雷家书1955年5月8、9日提到：“为了便于查对有无遗失，来信可编号。截至四月三十日。你寄回来的，一共十三封，照此数目顺着编下去，下回来信写上一个号数。假如在此期间已有一封或两封信寄回家，则以后来信应当写十五或十六号。自己的小簿子上，也该把收发的信及包裹等等登记（月、日及信的号码）。 ”傅雷提示儿子对书信进行编号，并非偶然的创新，而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中国是书信大国，为书信进行编号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形成于明代、极盛于清代的书信编号技术在民国以后仍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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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知止斋日记》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所载书信编号
当我们追溯这项技术的起源时，应当将目光聚焦在清代。尽管徐光启的家书揭示书信编号在明代万历年间已经较为成熟，但关于书信编号的大量记载，仍主要保存在清代。阅读清人日记，常常能看到类似“发庚字第三号信”、“得京字一号书”、“接顺字四号书”等等字眼。林则徐、李星沅、翁心存、王文韶、翁同龢、郭嵩焘、顾文彬、孙毓汶、江标、王承传、姚永概、潘钟瑞、廖寿恒、孟森、林一厂、贺葆真、郑孝胥、张元济、王振声、林骏、符璋、邓华熙、翁曾翰、刘绍宽等人日记中，均有相当多此类记载。
这些与书信有关的文字，是清人对书信的有意编号。得益于发达的书信文化，清代人逐渐发展并成熟使用一系列书信编号的规则，以因应日常生活中大规模的书信往来。书信编号有其规则和特殊内涵，本文以日记为材料和手段，关照书信的外部世界，试图揭示书信编号技术的原理和意义，进而在书信视野中凸显日记的特质。
一、清代书信编号的应用场景
书信编号在清代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清代人延续晚明好游之风，仕宦文人往往游踪甚广，而官员频繁迁调，士子、文人大规模的游幕等谋生之旅，催生大量书信，而这种一时一地的出行所产生的书信往往以编号形式呈现。清人对书信的编号往往发生在外出旅行途中，或为官、或处理其他事宜。一方在旅途，一方则在家中，双方书信往来常进行编号。
书信编号往往出于实际需要。大量私人书信的传递往往依赖生熟程度不同的社会关系，以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年底至道光十三年年初前往江西任学政所记五封信件，可见这种书信传递的不稳定性。
翁心存赴江西学政任上的家书传递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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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由于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至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日记今不存，仅能统计此五封家书。
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启程，次年正月廿四日抵达南昌。从上表可知，翁心存从京师赴江西南昌任学政，所发五封家书，分别通过五种不同渠道传递。在京郊良乡，家书由打更人陈和尚传递；在涿州，则由舆夫传递；至河北河间，通过房师魏茂林（1773-1842以后）转寄；在邹县，则由翁鲁封（字步初）托寄；至于江西南昌，则通过折差胡秀纲寄送。五封家书的传递，经由五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完成，分别对应初识、雇佣、师生、亲族、职务等关系。可见，对翁心存这样的高级官员而言，家书传递也缺乏稳固的渠道，故而对家书编号，以确保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十分必要。另外，由于旅途写信、寄信条件的限制，书信也无法以稳定的频次寄出，两封书信之间往往可能间隔较久。在《潘德舆家书》中，可见潘德舆家书多由丁晏送达，但信中潘氏多次提及信件寄送延迟、丢失的问题。此时，若给书信编号，并记载于日记中，有利于书信作者回忆起上次写信的时间，从而保证书信写作和传递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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