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92年腊月是什么星座( 九 )


对书信编号的作各类解读,有助于认识清代文人社会及具体的某一文人的个性 。 首先,书信编号可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 何绍基日记六十余万言,记载书信内容不少,但并极少以数字为书信编号,偶或编号,也断断续续 。 何绍基更多采用日期加姓名或地点加姓名的方式命名信件 。 看来,他在日记中记载收发信件,多为备忘,并非有意看重书信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 何绍基身后,所藏大量书画、遗稿均未能完整保留,或与此有关 。 与何绍基不同,常熟翁同龢、苏州潘祖荫等人似乎对书信编号情有独钟,他们的相关文献能在身后大量整体性保存或也与他们生前的文献处理方式有关 。
此外,连续性的书信编号强化认识清人日常互动的地域视角 。 书信编号中呈现的时间信息、空间信息,随着书信编号的行进,而不断变化和转移,令人注意到整个帝国地域之间的信息流 。 凭直观印象可初步推断,在清代有关书信的编号中,出现“京”、江南等地的字眼无疑最多,这表明北京和江南是清代文人学者通信的中心,再度表明这两个区域是清代文化的高地 。 京师、江南及其他地方的通信联系,在书信编号的地域简称的频率上有直观的呈现 。 如利用清代日记中书信编号的地域简称作大数据统计,当可勾勒较大范围内清人书信交流的地域分布图 。 此外,嘉庆、道光以后,随着识字率的提升,一些女性书信也使用编号 。 这种情况载于男性日记中,显示夫妻关系在此期发生变化,或可看作晚明才女文化的复归 。 书信连续性的编号使得这一批书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最终成为令人瞩目的时代风会的表征 。
五、日记:记录书信的生命史
日记部分再现了书信活跃的场景,最大限度保存了书信外部世界的信息 。 与纯粹的书信集,或文集中的书信文本相比,日记提供了书信在日常生活流动的轨迹,勾勒了书信如何共同参与创建文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联系 。 因为日记的存在,有关书信在日常生活中跳动的信息可望大体勾勒 。 书信在何种环境下被写作,在日记中往往有直接揭示,可能无须通过书信内容及其他材料加以推测 。 换言之,日记为书信的流转提供了直接的注释 。 书信的写作时间内可以精确到某一个时辰,写作的地点某一个具体的空间,写作书信的心境也有着直接的表露 。 这种时间、地点和心境的信息并非来自书信内容本身,而是来源于书信写作者的外部生活的记载(即日记) 。 不仅写作书信的时空能清楚地被认知,写作书信的频次,也可以得到精确的推测 。 相当一部分文人将所有的书信痕迹都记录在日记中,故据以推测文人收发信件的频次,从而对书信在文人生活中的占据何等位置做出直观的判断 。
不仅书信写作的场景被保留在日记中,书信的传递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也在日记中有清楚反映 。 一封书信通过何种途径被传递,如邮驿系统、私人代捎等,均在日记中有揭示 。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对一些重要的信件或存在接收风险的信件,日记作者往往将传递信件的人标记而出,他们或是某地的折差,或是故乡亲朋好友,或是商号的伙计,或是家中的仆人,这些有名的、无名的信使出现,令书信的传递成为具有温度感的信息接力、有人间故事的情感传递 。 书信在传递过程中的顺利与否,也成为一件令人关心的事务 。 当灾害等自然因素或战乱等非自然因素造成书信传递存在问题时,对于书信传递的关心更溢于日记的言表 。 书信的传递不再是写信人到收信人之间的距离和时间差的计算,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关于书信主旨内容的注脚,它应当被感知,被重视 。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日记,不难从中发现书信的生命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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