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 ,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 , 就在堂溪典奉诏请雨嵩高山这一年、亦即熹平四年的“春三月 , 诏诸儒正《五经》文字 , 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灵帝纪》) , 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 。 这是一项集体的工作 , 堂溪典是经文最主要的校定人员(《后汉书·蔡邕传》) , 故堂溪典奏请改定中岳的山名 , 应与他参与正定《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及《公羊》《论语》二传)的文本有关——更具体地说 , 就是与《诗经·崧高》中“崧高维岳”这一句子具有内在联系 。 堂溪典这一提议能够得到朝廷允准 , 更说明这次更定的山名不应与经书悖戾 。 若然 , 则反过来可以根据堂溪典奏请更改中岳山名之事 , 推论《熹平石经》“崧高维岳”的“崧高” , 理应书作“嵩高” 。 因今存《熹平石经》残石并未含有此字 , 我想这样的推论 , 对《熹平石经》文本的研究 , 应当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
回到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主题 , 由于堂溪典嵩高山求雨的时间 , 在所谓《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中是记作“熹平四年” , 与《后汉书·灵帝纪》的“熹平五年”不同 , 赵明诚《金石录》以来 , 便多以碑为正 , 即依据石刻铭文来订正《后汉书》的文字 。
今案《后汉书·灵帝纪》所记熹平五年的“大雩”之祭 , 在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中也有体现 , 其明确记述说:“灵帝熹平五年夏 , 旱 。 ”而在熹平四年下却没有旱灾的纪事 。 另外 , 萧梁刘昭的注释引述蔡邕撰写的《伯夷叔齐碑》 , 还记有如下一段内容:
熹平五年 , 天下大旱 , 祷请名山 , 求获答应 。 时处士平阳苏腾 , 字玄成 , 梦陟首阳 , 有神马之使在道 。 明觉而思之 , 以其梦陟状上闻 。 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 , 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 。 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 。 ”天寻兴云 , 即降甘雨 。
这几处记载适可相互印证 , 同时致误的可能性很小 , 因而似不宜仅仅依据所谓《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就轻易否定并改易《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的年份 。
清人洪颐煊 , 在全面分析上述情况后 , 以为“典请雨在四年 , 山改名在五年”(洪頣煊撰《平津读碑记》卷一《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 。 后来郑珍也同样认为“此四年为请雨之年 , 明年乃依奏改复山名 , 不得如赵氏云史误”(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五《跋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 。 我想 , 这才是一种通达的解释 。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 , 在熹平四年的时候 , 一定也发生了较重的旱情 , 所以堂溪典才会奉诏前往嵩高山请雨;只是至熹平五年 , 旱情又进一步大大加重 , 以致一者在史籍中留下了清楚的记载 , 二者朝廷举行了“大雩”的祭典 。 这一事例 , 可以清楚解答前面提出的问题 , 即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 , 祭山请雨是祭山请雨 , “大雩”是“大雩” , 各搞各的 。
尽管朝廷在遇到大旱的时候 , 或祭山请雨 , 或“大雩”攘灾 , 但这些活动 , 也不是随时随地 , 说搞就能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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