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录》说：
时王安石居金陵， 初除母丧， 英宗屡召不至 。 安石在仁宗时， 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 故不敢入朝 。 安石虽高科有文学， 本远人， 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 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 。 韩、吕， 朝廷之世臣也， 天下之士， 不出于韩， 即出于吕 。
这段话有些问题， 特别是说王安石“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 故不敢入朝”一句不足凭信， 前已言及 。 然而， 邵伯温指出王安石通过交结世家名宦建立社会关系、积累政治资本， 则有几分道理 。 实际上， 王安石与英宗几乎毫无渊源， 又与当政的韩琦有矛盾， 纵然有经纶天下的理想， 奈何没有“结君心”的机会 。 因此， 他只能走另一条路， 即利用与世家名宦， 特别是储君亲近大臣的关系， 进而“结新君” 。 这确实是王安石遭遇神宗的契机， 虽然不一定是他有意为之 。
据《长编》卷二〇九， 治平四年闰三月癸未条载， 神宗诏王安石知江宁的当日， 韩维当即上言反对：
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 然未知事之信否 。 若诚然者， 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 。 何则？安石知道守正， 不为利动， 其于出处大节， 料已素定于心， 必不妄发 。 安石久病不朝， 今若才除大郡， 即起视事， 则是安石偃蹇君命， 以要自便， 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 。 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 而反不能奉朝请， 从容侍从之地， 岂是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 。
所可致者， 惟有一事， 即陛下向所宣谕， 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阼， 慨然想见贤哲， 与图天下之治， 孰不愿效其忠， 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 若不至此， 必幡然而来矣 。
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 而不可以猝召， 若如此， 是诱之也， 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 。 惟贤者可以义动， 而不可以计取， 陛下稽古讲道， 必于此理粲然不惑， 唯在断而行之， 毋以前议为疑， 则天下幸甚！（李焘注：韩维论王安石， 据维奏议具载之， 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 ）
文中提及的韩维， 即属于《邵氏闻见录》所称“韩、吕二家”中韩氏家族的主要成员， 也是王安石在开封“深交”的好友 。 他长期担任神宗居东宫时的记室参军， 属于潜邸旧臣的一员， 此时则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 充当皇帝的顾问 。
宋神宗
韩维认为， 放弃召王安石回朝担任知制诰， 而改命其知江宁， 可能是出于“以为安石可以渐致， 而不可以猝召”的考虑， 然而这不是“致安石”的正确方法 。 因为王是以道自守、以义进退的贤者， 对于出处问题早有考虑， 而这个方法是一种“利诱”， “是不知安石者之言”， 一定不能奏效 。 话说回来， 如果王安石当初以病为由不肯回朝担任从官， 可是“才除大郡， 即起视事”， 难免会给人以要君和矫情的口实， 因此必定不肯接受诏命 。
那么， 什么才是“致安石”的正确途径呢？韩维认为， “所可致者， 惟有一事， 即陛下向所宣谕， 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阼， 慨然想见贤哲， 与图天下之治， 孰不愿效其忠， 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且愚则已， 若不至此， 必幡然而来矣”， 这是“致安石”的唯一方法， “唯在断而行之， 毋以前议为疑” 。 这些话显示， 韩维早前曾与神宗讨论过王安石的起用问题， 并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前议”）， 即只要神宗以“想见贤哲， 与图天下之治”的名义召唤王安石， 他一定会“幡然而来” 。
在《南阳集》卷一六中， 有一道题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可旧官服阕》的制词， 可能是韩维替神宗草拟的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的诏书， 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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