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记乃是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之后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时与时任长官韩琦发生的一段因缘 。 《邵氏闻见录》卷九亦记载， 王安石任扬州签判时“每读书达旦”而被韩琦怀疑“夜饮放逸”， 王安石于是认为“韩公非知我者”， 两人开始有了隔阂 。 魏泰《东轩笔录》亦认为：“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时王荆公初及第， 为校书郎、签书判官厅事， 议论多与魏公不合 。 ”可见王安石与韩琦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 。 《涑水记闻》说：“介甫知制诰， 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 。 ”此事同样可与《东轩笔录》相互印证：“嘉祐末， 魏公为相， 荆公知制诰， 因论萧注降官词头， 遂上疏争舍人院职分， 其言颇侵执政；又为纠察刑狱， 驳开封府断争鹌鹑公事， 而魏公以开封为直， 自是往还文字甚多 。 ”可见王安石为知制诰时与宰相韩琦之间的嫌隙已很深了 。 以上种种说法， 是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韩琦而不肯入朝的证据 。
综上而言， 关于王安石在英宗朝“累召不起”的缘由， 除了王安石所谓“抱病日久”之说外， 还有两种常见的说法：一种认为王安石在立英宗为皇子问题上与韩琦有异议而不敢入朝， 但这种说法是不足凭信的；另一种则认为王安石因怨恨韩琦而不肯入朝， 这一说法似乎得到诸多证据的支持 。
《长编》卷二〇九记载了一场关于王安石的御前会议， 时间发生在治平四年闰三月， 辩论结束后， 神宗于此月癸丑（二十五日）正式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 。 因此， 这场辩论是我们探究神宗起用王安石之谜的重要线索， 值得详加考察， 现摘录相关史料如下：
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 诏安石赴阙， 安石屡引疾乞分司 。 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一朝， 召不起， 或为不恭 。 今召又不起， 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 时之全德， 宜膺大用 。 累召不起， 必以疾病， 不敢欺罔 。 ”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 争刑名不当， 有旨释罪， 不肯入谢， 意以为韩琦沮抑己， 故不肯入朝 。 ”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 奎所言荧惑圣听 。 ”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 备见其临事迂阔， 且护前非， 万一用之， 必紊乱纲纪 。 公亮荧惑圣听， 非臣荧惑圣听也 。 ”上未审， 奎重言之 。 癸卯， 诏王安石知江宁府 。 众谓安石必辞， 及诏到， 即诣府视事 。 或曰：“公亮力荐安石， 盖欲以倾韩琦也 。 ”
辩论中的曾公亮是集贤相（次相）， 吴奎是新任的参知政事， 而当时的首相韩琦可能因忙于英宗山陵事务而没有上朝 。 以上记载显示， 王安石在英宗朝屡次拒绝赴阙， 神宗即位后继续召用， 王安石“又不起”， 这可以与《临川先生文集》卷四〇《辞赴阙状（三）》相互印证：“臣……当大行皇帝亮阴之际， 始以亲丧解职 。 ……缘臣自春以来， 抱疢有加， 心力稍有所营， 即所苦滋剧 。 所以昧冒奏陈， 乞且分司 。 ”按嘉祐八年三月仁宗逝世， 同年八月王安石母吴氏去世， 王安石因母丧解职之时， 恰好在继位的英宗“亮阴”(居丧)之期 。 他称英宗为“大行皇帝”， 则此状奏进日期当如清人沈钦韩所说“在神宗即位之初”， 而非蔡上翔所系的治平二年七月 。 此状证实了神宗即位之初“诏安石赴阙， 安石屡引疾乞分司”的事实 。 引文还显示， 王安石的称疾不起， 引起了神宗不满， 怀疑他是否真的有疾抑或故意“要君” 。 曾公亮保证王“必以疾病”、“不敢欺罔”， 而吴奎却声称王不赴阙乃因“以为韩琦沮抑己， 故不肯入朝”， 言外之意是王安石不是“欺罔”就是“要君” 。 前已提及， 种种证据表明王安石可能因怨恨韩琦而不肯入朝， 而吴奎的言论则证实了这一说法的部分真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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