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亮对王安石的极高评价可能是含有政争性质， 不一定有代表性， 但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也说：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 才高而学富， 难进而易退 。 远近之士识与不识， 咸谓介甫不起则已， 起则太平可立致， 生民咸被其泽矣 。
此信作于熙宁三年三月， 当时司马光已与王安石从朋友走向对立， 因此他对王的相关评论较有说服力 。 更重要的是， 这番评论是司马光根据平日见闻而做出的， 如《温公琐语》所述：
王安石……好读书， 能强记， 虽后进投贽及程试文有美者， 读一周辄成诵在口， 终身不忘 。 其属文， 动笔如飞， 初若不措意， 文成， 见者皆伏其精妙 。 ……始为小官， 不汲汲于仕进 。 皇祐中， 文潞公为宰相， 荐安石及张瓌、曾公定、韩维四人恬退， 乞朝廷不次擢用， 以激浇竞之风 。 有旨， 皆籍记其名 。 至和中， 召试馆职， 固辞不就；乃除群牧判官， 又辞， 不许， 乃就职 。 少时， 恳求外补， 得知常州 。 由是名重天下， 士大夫恨不识其面， 朝廷常欲授以美官， 唯患其不肯就也 。 自常州徙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 嘉祐中， 召除馆职、三司度支判官， 固辞， 不许 。 未几， 命修起居注， 辞以新入馆， 馆中先进甚多， 不当超处其右， 章十余上 。 有旨， 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 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 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 安石使人追而与之， 朝廷卒不能夺 。 岁余， 复申前命， 安石又辞， 七八章， 乃受 。 寻除知制诰， 自是不复辞官矣 。 （原注：目睹 。 ）
可见司马光推重王安石卓越的学识和难进易退的行义， 从而对他的政治前景抱有很高的期待 。
吴奎对王安石的质疑同样是建立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的， 据《长编》一九二， 嘉祐五年七月， 朝廷“命翰林学士吴奎、户部副使吴中复、判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马利害以闻”， 当指吴奎所谓“与安石同领群牧”之事 。 然吴对王的印象很不好， 认为他“迂阔”而不切实际， 会空言误国 。
对王安石的两极评价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具体而言， 司马光代表这样一类士大夫， 他们相对重视道德、理想和精神的价值， 期待如王安石那样的“贤者”当政， 实现天下太平， 这类士大夫不一定当国执政， 但对社会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而吴奎代表另一类官员（特别是宰相韩琦）， 强调务实， 反对空言， 他们很多人当时正掌握实际权力， 可以影响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发展 。 例如， 嘉祐四年王安石担任三司判官时将他已形成的政治改革方案写成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进献给仁宗， 但没有得到在位的皇帝及宰辅大臣的重视， 洪迈《容斋四笔》说：
王荆公议论高奇， 果于自用 。 嘉祐初， 为度支判官， 上《万言书》， 以为：“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 风俗日以衰坏， 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 ……臣之所称， 流俗之所不讲， 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 。 ”当时富、韩二公在相位， 读之不乐， 知其得志必生事 。
作为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官僚， 韩琦、富弼等人对王安石的“先王之政”蓝图皆持保留意见 。 再如， 《东轩笔录》说：
进退宰相， 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 。 旧制， 学士有阙， 则第一厅舍人为之 。 嘉祐末， 王荆公为阁老， 会学士有阙， 韩魏公素忌介甫， 不欲使之入禁林， 遂以端明殿学士张方平为承旨， 盖用旧学士也 。
在这种情况下， 王安石虽然在舆论上享有声望， 但在实际政治中是不得志的 。 他在一封给孙觉的信中谈道：“某之不肖， 所学者非世之所可用， 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为 。 ”王安石执政后自谓“在仁宗朝知制诰， 只一次上殿， 与大臣又无党”， 同样证实了他与当政者的疏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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