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 神宗在即位以前已对王安石有了深刻的印象， 即位后不久就向他传达了“待遇眷属之意”， 并且下诏召其赴阙， 但又被谢绝了 。 治平四年闰三月的那场辩论，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 。 笔者以为， 王安石既然打定主意“不晚且来”， 那他谢绝神宗仅仅是一种自谦或自重的表示， 他或许希望神宗表现出更足够的诚意 。 也就是说， 如果神宗坚持继续召王， 王必定会有所回应 。 曾公亮盛赞“安石真辅相之才”， 不仅是对神宗心意的迎合， 也是对王安石这个未来政治明星的取悦 。 吴奎无疑深知其中之内情， 为了抵制王的到来， 决定做顽强的努力， 从而为曾、吴之辩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
王安石知江宁府的政治象征和文化隐喻
李焘说：“诏王安石知江宁府， 众谓安石必辞， 及诏到， 即诣府时事 。 ”蔡上翔指出， 《临川先生文集》中有《辞知江宁府状》及《知制诰知江宁府谢上表》等表状， 证明王安石“逊辞之不容， 必已辞不允而后受”， 可见李焘之误 。 而李焘之说源于《温公日录》， 李不注出处， 又不加考辨， 遂有此误， 从中似隐约反映其对王安石的态度 。 尽管如此， 王安石毕竟接受了此命， 确实与其先前的表现不太一样 。 韩维曾断定王必不受命， 其理由是：“安石知道守正， 不为利动， 其于出处本末， 料已素定于心， 必不妄发 。 ”而相关结果却不如所料， 李焘就此评论道， “韩维论王安石， 据维奏议具载之， 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他巧妙地对王安石的出处问题提出了质疑， 从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倾向性 。 实际上， 韩维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王的出处哲学， 李焘对王更是存有偏见 。
王安石知江宁府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和文化隐喻意味， 具体而言， 在政治上象征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开端， 在文化上隐喻王安石“以道进退”和“观时而动”相结合这一出处哲学的成功实践 。
（一）政治象征：“君臣合作”的开端
前已提及， 曾公亮力主继续召用王安石回朝， 但遭致吴奎激烈的反对， 神宗转而改命其知江宁， 史家认为这是“采纳”吴奎之言 。 然而， 对王安石来说， 江宁不仅是他早年随父游历并定居之地， 而且是“丘墓所寄之邦”， 王曾两度居丧于此， 因而江宁是王的“乡郡”、“乡邦” 。 徽宗朝有臣僚上言说：“官守乡邦， 着令有禁， 陛下待遇勋贤， 优恤后裔， ……示眷礼也” 。 可见， 守乡郡代表一种优待和特权， 王安石知江宁同样是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安排 。
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记载， “安石（即）[既]受命知江宁， 上将复召用之 。 ……（吴）奎曰：‘恐迂阔’， 上弗信， 于是卒召用之”，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二十三日）， 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 而据《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二， 此月己丑（十四日）， “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 上察琦不可复留， 赐手札曰：‘……今许卿暂临藩服， 朕将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 。 ’琦亟奏：‘宰辅之任， 朝有定制， 老臣无状， 不当虚位待之， 愿亟进良弼， 以光新政 。 ’”至辛丑（二十六日）， 韩琦罢相， 以“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 又据《宋宰辅编年录》， 参知政事吴奎亦于同日罢免 。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集》卷一四《实录·王荆公安石传》说：“除安石为翰林学士， 命下数日， （韩）琦罢相， 安石始造朝 。 ”而《丁未录》云：“安石闻（韩）琦罢相， 甚喜 。 ”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王安石知江宁是入朝为翰林学士的前奏， 而任翰林学士与韩琦罢相又有一定的关联， 其中隐含的深意， 仍然要从相关背景上索解 。 治平四年闰三月辩论中， 吴奎表现出对王安石强烈的排斥态度， 以及吴奎身后有韩琦支持这一事实， 让神宗感觉到朝中反对王安石的势力还很强大， 如果贸然召用， 会激化与韩琦集团的矛盾， 因而对王安石产生不利影响 。 所以， 为避免直接冲突， 让王安石暂知江宁， 同时集中精力解决韩琦的问题， 对神宗来说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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