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治平四年三月发生的欧阳修“帷簿”事件 。 御史蒋之奇弹劾欧阳修“帷簿”之罪， 虽因“所言暧昧”被贬， 欧阳修却也黯然去职 。 在此过程中， 神宗的态度颇不寻常 。 墨本《神宗实录》附《孙思恭传》称：“（欧阳）修为言者所攻， 上将诛修， 手诏密问思恭， 思恭极力救修 。 ”《宋史?欧阳修传》亦说：“神宗初即位， 欲深谴修， 访故宫臣孙思恭， 思恭为辨释 。 ”这些记载都显示神宗有意惩罚欧阳修， 经孙思恭劝解后才让他体面下台 。 又据《长编》卷二〇九， 神宗在参知政事吴奎面前夸蒋之奇“敢言”， 要褒奖他 。 以上说明蒋之奇攻击欧阳修是契合神宗意旨的， 联系到欧阳修是韩琦铁杆政治盟友这一事实， 我们不难得出神宗强烈希望削弱韩琦在朝中势力的结论 。
其次是神宗对“濮议”反对派的态度 。 我们知道， 英宗朝的“濮议”事件导致了御史台与中书的对立， 后来御史如吕诲、吕大防、傅尧俞、郭源明等人虽被罢免， 但赢得了人心， 而力主“濮议”的韩琦、欧阳修则饱受非议 。 据《长编》卷二〇九记载， 治平四年三月， 神宗与参知政事吴奎讨论“追尊濮王事”时， 深以吴奎所谓“追尊事诚牵私恩”为然， 认为“此为欧阳修所误” 。 当时神宗命权御史中丞王陶举荐御史人选， 王陶“乞复用吕大防、郭源明， 执政以为意欲逼己， 不悦” 。 神宗还手诏王陶说：“吕诲、傅尧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 止为先朝所逐， 未欲遽用， 俟其岁月稍久， 任之亦未晚也 。 ”以上诸事表明， 为了打击韩琦在朝中的势力， 神宗有意为“濮议”翻案， 起用因反对“濮议”而被罢免的御史回朝的计划也在进行当中 。
最后是王陶发动的“宰相不押班”事件 。 王陶是神宗的潜邸旧臣,在神宗即位后迅速获得升迁， 于治平四年三月权御史中丞 。 神宗对他托以心腹， 称“朕与卿一心不可转也” 。 而王陶也志得意满， 自谓“本是储王羽翼客， 今为天子腹心人” 。 这年闰三月己丑（十一日）， 王陶以御史台名义“以状申中书”， 要求宰相赴文德殿押班， 没有得到回应后， 便“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 特意将矛头指向韩琦， “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 。 王陶的激烈弹文后来迫使韩琦“上表待罪”， 居家不出， 此事亦成为导致韩琦最终罢相的重要原因 。 王陶曾自言当初弹劾韩琦的动机是“诚欲尊奖主威， 收还君柄， 六卿绝分晋之祸， 三家无弱鲁之强”， 表明他揣摩到神宗“不悦执政之专”的心思， 因而策划了这起以韩琦为目标的“宰相不押班”事件 。
神宗欲尽快收回下放已久的权柄， 因此与当政的韩琦有矛盾， 但韩琦是有“定策”功的元老重臣， 神宗不敢率性而为， 收权行动只能迂回进行 。 治平四年闰三月的辩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 在英宗朝， 韩琦深受倚重， 地位非常稳固， 而王安石与英宗几乎毫无渊源， 召王回京复职根本不会对韩的权力基础产生影响 。 而到了神宗朝， 在“帝初临御， 颇不悦执政之专”以及各路反韩人士将陆续回朝的背景下， 作为次相的曾公亮主动迎合神宗心意， 力主召回与韩琦有矛盾的王安石， 因而被怀疑具有“倾韩琦”的动机， 也就可以理解了 。
韩琦
王安石的两极评价及其遭遇神宗的契机
在神宗即位之初的那场辩论中， 曾公亮盛赞王安石“文学器业， 时之全德， 宜膺大用”， “真辅相之才”；而吴奎则痛斥王“临事迂阔， 且护前非”， “万一用之， 必紊乱纪纲” 。 可见曾、吴对王的评价存在严重分歧， 特别是他们对王的执政能力的预估截然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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