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很早就得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但他在没有继续得到召用而被命改守乡郡的情况下毅然就任， 说明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的境况， 并理解了神宗的用心 。 或者说， 他与神宗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这种“默契”就连韩维也没有想到 。 然而， 正是这种“默契”， 象征着神宗与王安石“合作”的开端， 也为将来的“君臣遇合”定下了基调 。
（二）文化隐喻：“以道进退”和“观时而动”的结合
余英时先生说：“士的出处问题自先秦以后论者寥寥， 直到宋朝才受到这样普遍而集中的注意， 这在士大夫史上是必须大笔特书的 。 ”又说：“士大夫持‘道’或‘义’为出处的最高原则并能形成一种风尚， 这也是宋代特有的政治现象 。 ”在余先生所列举的宋代士大夫中， 王安石是最重视出处问题的一位， 他在仁宗朝的“难进易退”以及英宗朝的“屡召不起”， 都可视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 然而， 这仅仅是王安石出处哲学中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 王强调士人在坚持“以道进退”的原则下， 还要注意“观时而动” 。 康定元年（1040）， 王安石《上蒋侍郎书》自谓：
某尝读《易》， ……斯则圣人赜必然之理， 寓卦象以示人事， 欲人进退以时， 不为妄动 。 时未可而进谓之躁， 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缓， 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 。 诚如是， 是上之人非无待下之意， 由乎在下者动之不以时， 干之不以道， 不得中行而然耳 。 ……其于进退之理， 可以不观时乎？
在儒家经典中， 《周易》往往“推天道以明人事”， 借卦象的变化来显示吉凶悔吝和进退得失之机， 与王安石对士人出处问题的重视恰相吻合 。 据研究， 王安石曾于嘉祐年间撰写了《易解》一书， 对于其出处哲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 例如， 王安石释《晋·初六》曰：“初六以柔进， 君子也， 度礼义以进退者也 。 常人不见孚， 则或急于进， 以求有为；或急于退， 则以怼上之不知 。 孔子曰：‘我待价者也 。 ’此‘罔孚’而裕于进也 。 孟子久于齐， 此‘罔孚’而裕于退也 。 ”事实上， 王安石正是通过对《周易》的理解， 来阐述他的出处哲学， 认为士人要将“以道进退”和“观时而动”结合起来 。
王安石虽然“身在山林”， 但一直“心存魏阙”， 事实上， 他已经为将来重返政坛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 在英宗朝， 朝中大臣因“濮议”几乎两败俱伤， 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却是声望极好的时期， “当时天下之论， 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 他一直在等待有利的时机东山再起 。 或许在治平三年底， 有关因英宗“不豫”、“自得疾不能语”、“立皇太子”等消息从宫禁流出， 王安石即刻看到久违的曙光， 觉得这是一个“结新君”的机会 。 他借王雱赴开封参加省试之便， 与世家名宦声气相通， 使自己愿意赴阙、“不晚且来”的消息散布开来， 成功引起了神宗的注意 。 这不禁令人想起“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的故事， 在王安石身上重演 。 王安石《手诏令视事谢表》说：
臣志尚非高， 才能无异 。 旧惟所学之迂阔， 难以趋时， 因欲自屏于宽闲， 庶几求志 。 惟圣人之时不可失， 而君子之义必有行 。 故当陛下即政之初， 辄慕昔贤际可之仕， 越从乡郡， 归直禁林 。 或因劝讲而赐留， 或以论思而请对 。 愚忠偶合， 即知素愿之获申；睿圣日跻， 更惧浅闻之难副 。 重叨殊奖， 忝秉洪钧 。
此表作于熙宁三年 。 王安石自谓， 最初因不为当政者所知， 深感“所学之迂阔， 难以趋时”， 故“自屏于宽闲”、不愿进取 。 然而后来又因相信“圣人之时不可失”、“君子之义必有行”， 故“当陛下即政之初”， 应诏而出， 从“乡郡”、“禁林”直至“忝秉洪钧” 。 可见， 知江宁府是王安石政治旅程的再出发， 也是他所奉行的“以道进退”与“观时而动”相结合这一出处哲学的成功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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