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安石自称“抱病日久”， 但“称疾”并不足以成为不能赴阙的理由 。 在宋代， 官员为了推托朝廷某项任使， 往往以疾病为名， 这几乎是心照不宣的事 。 曾公亮担保王安石“必以疾病”， 并不意味他真的相信此事， 他仅仅是为了强调王“不敢欺罔”罢了 。 他其实是希望神宗召王安石回朝予以重用， 作为将来“辅相”的后备人选 。 因为王安石与韩琦有矛盾， 所以曾公亮的这一立场就被认为出于“欲以倾韩琦”的目的了 。
观察曾、吴之辩， 我们会发现， 曾力主召王安石回朝， 而吴强烈反对之，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荧惑圣听”， 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 。 至于辩论的结果， 《长编》记载为：“癸卯， 诏王安石知江宁府 。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则表述为：“上纳奎言， 于是安石不再召， 癸卯， 安石知江宁府 。 ”而据《宋史·吴奎传》， 在吴奎说完“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 见其护前自用， 所为迂阔 。 万一用之， 必紊乱纲纪”一句后接着叙述：“乃命（王安石）知江宁 。 ”这体现了彭百川和《宋史》史臣对此事共同的理解：神宗“采纳”了吴奎之言， 不再坚持召王安石入朝， 故改命其知江宁府 。
综观这场辩论， 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 。 例如， 韩琦在英宗朝一直担任首相， 当时朝廷亦曾屡次召王安石赴阙， 为什么神宗即位后， 次相曾公亮力主召王却被认为含有“欲以倾韩琦”的动机呢？另外， 在辩论中， 吴奎和曾公亮在王安石的问题上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形也特别引人注目， 为什么在神宗即位之初， 王安石的起用问题突然成了朝堂议论的焦点呢？最后，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 神宗当初召王安石回朝， 王没有应命， 而当他被改知江宁时却毅然从命， 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深意呢？以下试图做出回答 。
神宗即位后的思想动态及其与韩琦的关系
《长编》所载“公亮力荐安石， 盖欲以倾韩琦也”之说可能源自司马光《涑水记闻》：“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 乃力荐介甫于上， 强起之， 其意欲以排韩公耳 。 ”这一说法虽得自传闻， 但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曾公亮与韩琦并不是同心同德的政治盟友 。 自仁宗嘉祐六年以来至神宗即位伊始， 朝廷中基本形成了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以及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的政治格局（嘉祐七年三月孙抃罢参知政事后， 由枢密副使赵概接任） 。 其中韩琦和欧阳修都是所谓“范仲淹集团”的核心成员， 而曾公亮是贾昌朝、张方平提拔的人， 贾、张二人与“范仲淹集团”都有矛盾， 故曾公亮虽与韩琦、欧阳修长期共事， 但并不与他们同心同德 。 例如， 治平三年， 英宗曾有意命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 欧阳修反对， 称其“挟邪不直”， 而“曾公亮以为不闻其挟邪”， “故卒命之” 。 当时韩琦有权有势， 又有欧阳修从旁协助， 曾公亮作为次相， 不敢正面与他们对抗， 只能阳奉阴违 。
然而， 曾、韩政争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即神宗即位后对韩琦专政的不满， 这是理解神宗即位以来诸多事件深层原因的重要线索 。 自嘉祐初年韩琦担任宰相以来， 关于他“专权”的争议一直没有中断 。 据说， 韩琦为首相时“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次相曾公亮）， 该典故则曰问东厅（参知政事赵概）， 该文学则问西厅（参知政事欧阳修）， 至于大事则自与决之” 。 英宗朝御史因“濮议”弹劾韩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其“壅塞言路， 意在专政”的不满 。 后来， 反对韩琦的御史纷纷罢免补外， 韩琦增重了事权， 同时也招致了更多的非议 。 因此《宋史》说：“帝初临御， 颇不悦执政之专 。 ”下面从神宗即位后的相关表现对这一论断做进一步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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