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永坚：从庙堂到江湖——香港警队博物馆一副对联的故事( 二 ) _中国古代史

沧海灵龟单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数还归三大道。道德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彩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声透上九重天。天生大明圣主。万寿无疆。其中“洛水玄龟”变成了“沧海灵龟”，由河变为海。“丹凤”变为“彩凤”，“数通乎道”与“声闻于天”被延长，“嘉靖皇帝”被换为“大明圣主”，由某代皇帝变位泛指所有明代皇帝。两副对联基本一致，可以将下面的视为上面的“山寨版” 。在展开考据之前，卜永坚教授先进行了一番注解。“洛水玄龟”来自《周易·系辞》中“河出图，洛出书”的典故，“河图洛书”就是《周易》的源流。三国时代的王弼在《周易兼义》注释中写有：“如郑康成之义，则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所以九就是阳，六就是阴，这九和六就是中国玄学的起源。而“岐山丹凤”，出自《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其中有“凤皇鸣矣，于彼高冈” 。岐山、洛水乃是周朝的神圣标志。简而言之，如果人间的统治者做得好，上天就会降祥瑞肯定统治者的成就。如果人间的统治者做得不好，上天就会用灾难示警。这种阴阳五行的理论发展至汉代最为盛行，以至于如果发生天灾，皇帝就会找人问责，甚至有宰相为此自杀。
如此一来，便有人弄虚作假，制造一个“祥瑞”证明自己做得好。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年间“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认为在外交上不顺利，应该来一场“大龙凤”，于是王钦若建议他去封禅泰山，做出“祥瑞”来。他说：“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皇帝有些心动便问“王旦得无不可乎？”但宋真宗依然有些犹豫，于是去问杜镐，古代的河图洛书指的是什么事。杜镐不明白政治，回答说：“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即古代统治者制造“圣迹”以巩固权力。之后宋真宗招王旦饮酒，赐给他一尊，让他回去与妻子分享。王旦回家打开发现里面都是珠宝，便收声不再议论。后来地方官员纷纷发现“天书” 。葛剑雄教授在1995年发表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最原始的“天人感应”说不失其纯洁性，而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开始公然造假。而到了十六世纪的明代，大家已经惯于玩弄这种“游戏” 。最初的“天人感应”，以超自然能力制衡人间统治者的理论甚至已经被“玩坏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十六岁继位，后来发生了与大臣们进行“政治决斗”的“大礼议”事件。因为大臣认为，根据明代政治传统，嘉靖皇帝应当认堂兄正德皇帝之父作为自己的父亲。但明世宗不愿认伯作父，后来以维护礼仪一派大臣惨痛失败收场。后来嘉靖皇帝转而拜神，钟意于斋醮活动。在这类斋醮活动中有大臣参与，写一些对联文字支持皇帝。这副对联就在此背景下诞生。
对联年代下推
清人所编的《明史》对明世宗评价较低，认为他“崇尚道教，享祀弗经”，具体指他大肆营建道教宫殿醮坛和鼓励大臣撰写“青词” 。这样的行为有违中国皇帝的政治传统，是“不正经”的。高寿仙教授在2010年发表的《世传袁炜“洛水岐山”青词志疑》一文中就研究这副对联。十七世纪沈德符编有一部“政治八卦大全”《万历野获编》，其中不乏明代政治丑闻。书中讲到：“世宗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眷宠者甚众，而最工巧、最称上意者，袁文荣炜、董尚书份，然皆谀妄不典之言。”此处的袁炜是当时的大学士，其门生众多，高拱等人就出自其门下。在《万历野获编》中就收录了这副对联，并注“此袁所撰” 。所以最大的“嫌疑人”乃是袁炜，有必要考察其文集，虽然有时文集中会因为过于丑怪等故意删去。在《明史》严讷、袁炜之传中记载：“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扑、及炜为‘青词宰相’ 。”这是一种污名，因为官拜大学士，辅佐皇帝应该靠政治才能而非青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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