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易学象数起源与《周易》文本形成( 四 ) _易经

那么，早期筮法到底如何使用？已有的出土文献资料未记录。为此学界提出种种假想以解释早期数字卦筮法。有的学者以民族学资料探讨早期八卦筮法，以西盟佤族“司帅报克”占卜法、四川凉山彝族“雷夫孜”占法类比，认为八卦起源于数卜。[15]有的学者用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解释早期筮法。[16]也有学者提出数字卦筮法有甲乙两种，两种筮法区别在于是否有七。[17]有的学者利用贾湖出土“龟腹石子”推出“奇偶占断法”、“奇偶排卦法”、“阴阳筮卦法”三种早期数卜方法。[18]这些见解对于早期数占方法研究很有启发，但受出土资料的局限，往往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换句话说，早期筮法仍然是个谜。
但是，如果我们把数字卦的数字置于筮占活动的视域中，仍然可以发现早期数字筮法一些蛛丝马迹。从发掘出土的资料看，数字卦有一位数，两位数、三位数、四位数、五位数、六位数，最多是六位数。一位数字、两位数字，如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七、五、八、八六等数，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五、六、一五等，河南二里头文化陶器刻五、七、八、三等数字，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骨器和鹿角上二、三、五、六等数，周原出土甲骨上一、二、三、六八等数字[19] 。三位数，如八一六、六六六、八五一、五八六等[20] ，四位数，如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卜骨，有“六七七六”“六一一六”、“八七六五”等四个数字构成的筮数。[21]五位数，如出土殷末周出的青铜甗上刻有五画线条符号， [22]六位数用的比较多，此不再赘述。这用大衍筮法很难解释。其实，如果我们将每一位数视为具有特定吉凶意义的话，可以解说由数量不同的数构成及意义。具体言之，在先民那里，数字卦之数字除了计算数量外，有常见的奇偶阴阳之意，阳善阴恶。而从发现的数字卦中并未使用阳善阴恶观念推断吉凶，如，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出土：七七六七六六，贞吉。[23]虽然我们不知道数字卦数字中每一个数的意义，但根据数字卦记录数字为六、七，说明此时殷人视域中的六、七是吉祥数字。战国楚简多使用一、六、八，也多言“恒贞吉”、“贞吉”或言利于某事，同样说明此时的战国楚人把一、六、八视为吉祥数。
早期筮法不超六位数，六个数在筮占中当与龟卜不同的兆纹一样各具有不同的意义。筮者借助于某一工具，随机取数，依据筮占所获取的数，推断吉凶。如果取一位数能够达到预测目的，都则无需再取第二位、第三位、或四位五位六位。若取一位数对于占问结果无法解释，则可以再取第二位，或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或第六位。其所用的道具，不同时代和同一时代不同地区未必完全相同，或许以代表十个数或更多的草或竹签，或许是代表六个数的六个实物。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中发现三副龟甲，其中两副分别内装骨锥6枚， [24]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发现两件龟甲均装有10余颗砂粒， [25]山东大汶口墓葬出土龟甲也有两件龟甲各内藏数10余颗砂粒。[26]这些骨锥和砂粒，放在龟甲中，应该是筮占工具，至今在东南亚地区仍然有用龟甲空壳盛硬币筮占的习俗则是其证。据出土的数字卦大多是六位数，可以推断，用六位数筮占较多。其工具极有可能是刻有数字的六种实物，也可能是在一种实物六个面刻有一个不同的数。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秦简《归藏》，用占卜工具是六面刻有数字的木骰子和算筹，可以视为是古代早期数占之遗存。[27]而出土的战国包山简、天星观简、葛陵简记载筮占工具为“大英”、“大央”、“漆蓍”、“新长刺”、“长苇”等， [28]说明战国时楚人流行用竹签或草作为筮具。掷骰子取数是一种数占的方法，每掷一次则可获得一个数，六次可得六个数。用竹签或蓍草取数是另一种数占方法。将这些代表数的竹签或蓍草置于龟空壳中，或竹筒中。通过六次晃动龟空壳或竹筒，取六个数。以骰子与竹签或蓍草方法，大同小异。一次的一位数，以一位数占；二次得两位数，以两位数占；三次得三个数，以三位数占；四次的四位数，以四位数占；五次得五位数，以五位数占[29]；六次得六位数，以六位数占。这样能够解释为何数字卦有多少不同的数构成。因此，虽然我们不知道早期数字筮法到底是用何种工具、如何获取数进行占问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不会像大衍筮法那么复杂，一定是比较简单，否则早期数字卦筮法中一个数、两个数、四个数等问题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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