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民俗学学术知识生产问题研究解释与解释( 二 ) _民俗

布迪厄曾经说过：“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艺术的顶峰是能够在非常简洁的经验对象中考虑高度‘理论’的关键问题，从表面上看，如果不琐碎和可笑，总是给人一种太粗俗的印象。”也可以说，机制研究的引入，一方面可以帮助学者们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也是提高民俗解释力的探索路径。
(二)从“what”到“why”：如何研究实际问题
民间事件或民间事件机理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提出适当的真实问题，即要保证所要解释的事件或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或已经存在的社会事实。如前所述，民俗学界普遍存在的学术困境是，很多研究一开始就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没有问题”或“假问题”的状态。一般来说，人文社科的提问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基于对真实社会经验的体验和感知，或者是对历史和民间文学的梳理和解读；另一种是基于阅读经典学术著作和知识谱系所建立的学术语境。为了提出真正的问题，民俗研究一般应遵循上述路径。
纵观中国民间传说100年的学术史，不难发现，对包括神话、故事、传说等在内的民间传说的研究，相对来说更能意识到“真问题” 。无论是早些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代史先驱对中国民间故事传说进行回顾性研究，还是近些年一些学者关注神话在当代社会的表现，或探讨相关知识生产视角下的民间文学[J].这些研究都是在具体“问题”的指导下进行讨论的。虽然有些论据和结论还有待深化，但这些研究无疑属于严肃的知识生产范畴，体现了本应是洞察力的学科。从形式上看，这些研究的问题形式往往可以概括为：“为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就属于“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即讨论孟姜女的传说是如何层层形成的。又如石爱东最近的两篇论文，一篇论述了“四大传奇”的经典构成，另一篇论述了戏曲与民间故事的大团圆是如何成为主要结局的。这两篇文章都属于“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是“四大传奇”而不是“五个传奇”，为什么是“幸福”的结局而不是悲惨的结局。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是对“常识”的解释，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具有“快照”的学术潜力。
【考研政治：民俗学学术知识生产问题研究解释与解释】相比之下，民俗学，强调对民俗事件或民俗事件的研究，虽然早期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使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来解释和解释民俗事件或民俗事件。、爪”研究、徐地山对“富士”的实证研究等。但总的来说，直到1980年代，许多学术著作仍然更多地集中在对民俗现象或民俗事件的描述或叙述上——这些描述主要回答了“什么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描述”当然也是一种研究方式。一般来说，描述性研究主要包括结??构分析、过程分析和功能分析。描述和解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学术上没有区别价值，但在知识生产领域，两者是不同的，即对“什么”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对象的边界清晰，不断地对新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而“为什么”的研究付出更多注意研究对象背后的机制，不需要明确定义。
如前所述，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主观主义在包括民俗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盛行，许多学科选择暂停“问题”来解读演员的“意义世界”，从而导致很多问题。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民俗学领域没有产生基于实证主义机制研究的作品。事实是，不少民俗学者在反思民俗知识生产能力不足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学术主题，提炼出具有较强学术解释力的概念和研究方案。例如，刘铁良在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标志性文化领导力”、“感受学习”、“劳动方式”、“交际民俗”等概念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在创新研究方法方面也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又如张士山基于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史研究提出的“礼俗互动”概念。同时，这些作品也成为学术界围绕“礼俗互动”这一学术理念形成的理论对话点。此外，近年来王小葵的灾害民俗研究、刘晓春的民族地方景观研究、田兆远及其团队的经济民俗和民俗谱系研究、岳永义的早期民俗史系列研究、肖方等人对民俗传统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徐甘丽等人的城市民俗研究、王家华对形象史的研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民俗的描述性研究倾向，更加注重具体研究。主题阐释性研究拓展了当代民俗学研究范式，为民俗学更好地贴合现实生活、更好地产出学术知识提供了研究“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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