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冬月初十是什么星座 92年腊月是什么星座( 二 ) _生活百科

书信的形制也需要编号予以区分或整合。清代许多信件都是需要“子母封”，即某一封信往往包裹于其他信封内，这些夹带性质的书信，就需要编号加以区分。何绍基日记咸丰二年十月初一日日记云，“并致庄思白书，为桂说文事，封子愚信内。 ”咸丰十年五月初二日日记云：“得李介生二十七都寓书，中有子愚一纸。 ”信件中夹带他人信件，还是节约邮资的上上之选。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赴贵州任学政，其父翁心存所寄“贵字元号”家书就包括三函，分别写于九月十日、九月廿四日、九月廿六日三封信，此贵字号信九月廿八日方与寄送他人信件一道发出。此外，不同字号的书信也可一道寄送，如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翁心存将“贵字第二、第三两号信托子廉转递”给翁同书。其中贵字第二号书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廿七日准备经天成信局寄送时，航船停运，故耽搁到次年，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所作贵字第三号信一起寄送。
书信编号有意为之，但有时并非至一地即开始编号。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至藏地后方才为家书编号，此前则随时为之。恐怕与入藏后交通不便，担心信件遗失有关。
书信编号一般写于信封上，使收件人一目了然，也有写于信件正文落款。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妻子文佩光绪三十年（1905）写给他的“安字十七号信”落款为“三月初四日二更安字十七号” 。
清人书信编号多发生在亲密的家人之间进行，家庭之外的友朋书札乃至家庭中的非核心成员往来，往往并不编号。在林则徐（1785-1850）、曾国藩（1811-1872）等人日记中，记载十分丰富的书札往来信息，但仅仅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件获得编号。这既是古代家文化和五伦亲疏关系的反映，也反映以编号进行书信往来可能需要一定书信的累积。而行旅途中能长期维持通信往来者也通常为家人，长期通信，则书信量大，故须编号整理。一旦整个公干结束，此次书信编号也宣告结束。如苏州人潘钟瑞（1823-1890）《鄂行日记》记载随族兄潘霨（1816-1894）往湖北布政使司衙门任帮办，从四月廿四日给其兄潘茂先（字松生）寄第一封信，日记记载云，“作寄松兄鄂字第一号书”，这种书信编号一直持续到八月十六日，“作致松兄鄂字第十七号书”，数天之后，潘钟瑞乘船返回苏州。八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此时日记仅记“作一书寄苏”，已不再编号。在整个湖北之行期间，对苏州老家来信，潘钟瑞也进行编号处理，如八月十九日日记记载，“接松兄苏字十二号信”，八月十八日接“松兄第十四号信” 。在为期四个月湖北之行，潘钟瑞写了17信给家中，收到家中寄来14号信。
利用日记材料，可较为完整揭示书信编号的基本情况，进而分析书信编号的价值和意义。光绪七年（1881）三月至五月，潘钟瑞回歙县展墓，处理百年来歙县大阜潘氏先人棺木安葬事宜，赞助此事的资金来自苏州潘氏家族，而具体举措则发生在数百里以外的歙县，故此信息沟通显得十分重要。在为期两个月的行程中，潘钟瑞来往书信情况都载于日记中，日记在此成为书信的索引与线头，而书信也成为串联起这一时段时间的隐秘线索。将潘钟瑞《歙行日记》往来书信情况制成表格，可见书信频次与编号性质。
潘钟瑞《歙行日记》所载往来书信记录表：

文章插图
表据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梳理。
从三月初八日发出第一封信，到五月初二日发出最后一封信，在五十四天时间内，潘钟瑞寄往苏州十一封信，平均五天一封，除去四月底他往游黄山外，大体五天左右发出一封。而从苏州所收信件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初一日，40天中收到8封信，大致也是五天一封信。苏州所发信件至歙县平均邮递时间在10天左右，考虑到这种时间差，若潘钟瑞出差时间较久，则来往通信频率可能越发趋于稳定。这种较为稳定的书信收发情况的出现，受益于清代交通运输的便利，各地水路行程十分完善，有利于人员和信息流通。此外，清代书信传递的便捷也得益于发达的邮驿体系。清代邮驿由驿、站、塘、台、所、铺等构成，实现“邮”、“驿”合并，集历朝邮驿体系之大成，尽管原为公务服务，实则诸多官员和文人均由此传递私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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