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 。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 不忧心忡忡 。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 。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 。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 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易》曰：“天地 闭，贤人隐 。”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 。中国 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 。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 。春秋战国时 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 。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 。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 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 倾向 。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 。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 。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 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 。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 。桓玄觉得很没面子 。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 皇甫希之 。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 。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 “高士” 。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 。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 。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 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 。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 。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 。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 则进，天下无道则隐 。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 。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 。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 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 。《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 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 。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 。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 。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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