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前综合意识与中国哲学的起源( 二 ) _哲学

    荣格的理论尤其是“集体无意识”原型，使我萌生了“前综合意识”的观念。“前综合意识”自然是相对于意识即“综合意识”而言的。无疑， “综合意识”萌发于“前综合意识”之中，并在逐渐摆脱“前综合意识”的过程中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其标志是意识觉醒后与客体分离，从认识上说，即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但是， “综合意识”并没有与“前综合意识”彻底断绝关系，它的底层仍然残留着大量的“前综合意识” ，二者互渗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 “综合意识”也可以泛指无意识与意识的混合状态。上古时代， “综合意识”与“前综合意识”处于一种比较理想的平衡状态，二者共同发挥着决定作用。后来，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前综合意识”在“综合意识”的低层沉积中被压得越来越紧。在心灵的表层结构上，主要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唯一的意识，即“综合意识” 。
    无疑，人类哲学的一切萌芽尽皆包含在前综合意识之中，但只可能出现在综合意识的自觉之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透过综合意识去深入地研究前综合意识的结构及原型，才有可能回答哲学的起源问题。当人的心灵意识结构形成时，人的思维【4】也相应地形成了。与人的前综合意识相应的思维是“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 1857-1939)或“野性思维”(列维·斯特劳斯， 1908-2009) ，与人的综合意识相应的是有意识的、自觉的、日常综合思维，哲学的思维就是从这种日常综合思维中分化出来的。哲学思维是反思的、理性的、超验的，必须借助一定的概念来实现。哲学思维对于前综合意识中形成而在综合意识中呈现出来的内容，经过概念化的反思与把握，形成对于宇宙、世界、人生的观念，是哲学得以形成的基础。这一反思过程、反思方式，就是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不仅超越了自然思维，而且可以解释、指导、改变自然思维。哲学思维的源头在“原始思维”或“野性思维”中，但它不能直接从“原始思维”或“野性思维”中诞生，必须经历由“原始思维”或“野性思维”到有意识的、自觉的、日常综合思维的历程。其间的分水岭，是语言文字到概念的出现。就哲学思维而言，概念是用一定的语言(文字符号)来表现的。只有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基础，人类对宇宙、世界、人生的观念才能上升到哲学概念的层次。任何思维的进行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符号，但原始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差别在于，原始思维使用的是非语言文字符号，即形象意象或具象意象，这决定了原始思维是非理性主导的；哲学思维则依赖语言文字符号，是理性主导的。
    思维要有秩序，如此才能把握与解释世界秩序。原始思维秩序，是主客未分的前综合意识中的洞察-摹画、投射-幻化和万物的神秘互渗。日常综合思维的一般秩序则是形式逻辑，这是哲学诞生后人类最重要的思维秩序，也是哲学思维的基础。中国早期哲学是否具有与古希腊形式逻辑和古印度因明学类似思维，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主体上基本没有古希腊和古印度式的逻辑思维，但有一种生机论的汉字方-圆-和环意象思维。【5】中国哲学以此为基础，建构和开发出自己的哲学秩序，同样达到了超验的、理性思辨的高度，且是一种极重体悟的活动秩序。其表现出的典型秩序样式，可称为“方以智”而“圆而神”(简称“方-圆神智”)的秩序样式。“方智”指哲学的理论构架和系统相， “圆神”指体悟哲学的虚静修养和哲学精神智慧的无系统相。思维的秩序固然要在思维的具体操作程序中表现出来，但程序并不同于秩序，秩序也不能归为程序。对中国哲学来说，程序一方面由下到上，把实存的体验与抽象的“道”贯通为一体，一方面由上到下，把对“道”即超越世界的把握和对“器”即现象世界的把握统一起来。道的世界与器的世界尽在同一用相的过程之中，原无分别，本是一个世界(包括体用，亦即体用相本为同一个世界) ，只是在作为“元语言”的“对象语言”的意义上，才有言说或叙述上的分别。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说，无论哪种程序，都离不开生命的体悟与亲证。经由这两种程序，中国哲学的方-圆神智秩序便得以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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