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是指什么生肖,百草权舆是指什么生肖( 六 ) _[db:关键词]

（五）阙疑
司马光等在纂修《资治通鉴》过程中对史料的记载慎重去取，不强作解，往往疑以传疑，宁阙勿滥而不以讹传讹。
《通鉴》卷一九О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 “或说圆明朗曰：‘将军为人所惑，欲迎刘世彻而奉之，世彻若得志，将军岂有全地乎！仆不敢远引前古，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 。圆朗复以为然” 。
《通鉴考异》曰：
《革命记》云：“盛彦师以世彻有虚名于徐、兖，恐二人相得，为患益深，因说圆朗使不纳。 ”按《实录》，彦师奔王薄，与薄共杀李义满。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闼乃败。彦师在圆朗所时，黑闼未败也。今称“或说”以阙疑。
（六）存佚
正如岑仲勉先生等人评论说，《资治通鉴》史料充实，考证详细，文字简洁。的确，司马光等修《资治通鉴》有一个指导思想，即：取材欲其博，裁断欲其精。欲其博，则可信可疑，均搜罗殆尽；欲其精，则多方考求以达其信。司马光屡屡删削文稿以求精简，义例綦严，但对于一些材料入于正文在两可之间或虽细而不书，但欲不使之归于泯灭，乃在《考异》中节存备览。
《通鉴》卷二四九载，大中十三年八月，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虞紫芝、王乐皆伏诛” 。
《通鉴考异》曰：
《东观奏记》：“毕諴在翰林，上恩顾特异，许用为相，深为丞相令狐綯缓其入相之谋。諴思有以结綯，在北门求得绝色，非人世所有，盛饰珠翠，专使献綯。綯一见之心动，谓其子曰：‘毕太原于吾无分，今以是饵吾，将倾吾家族也！’一见立返之。諴又沥血输启事于綯，綯终不纳，乃命邸货之。东头医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钱七十万致于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执贱役以事焉。逾月，尽得其欢心矣，乃进于上。上一见惑之，宠冠六宫。玄伯烧伏火丹砂连进，以市恩泽，致上疮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与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弃市。 ”今从《实录》。
三、在时间的长河之中：《通鉴考异》方法的定位
……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
不过，司马光等《通鉴考异》方法最为直接的借鉴渊源估计应为当时日益完备的“实录”纂修过程中的程序规则。在宋代，考据史学除修史过程中附录的考史著作（附考）外，还有专门考据史实的著作（专考）和杂考史实的著作（杂考），前者如吴缜的《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纂误》等，后者为主要集中于宋代的笔记考据，包括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等等。邹志峰在《宋代考据史学三题》中说：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馆臣所言，司马光等《通鉴考异》对后代影响极大，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皆取法效仿，以之为楷模。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隆盛一时，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号称乾嘉三大考史名著。此外，洪颐煊（1765-1837）的《诸史考异》亦不容忽视。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即将此四书加以比较研究。钱大昕十分推重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曾云：“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9]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可谓钱大昕等人“考异”的先驱和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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