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是指什么生肖,百草权舆是指什么生肖( 七 ) _[db:关键词]

然而，钱大昕等人的“考异”与司马光的考异法有何相同与相异之处？
（一）从形式而言，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是为纂修《资治通鉴》而形成的副产品，而钱大昕等人的“考异”乃是长期读史而深思有得的考史札记。钱大昕等人的“考异”许多方法、方式都与司马光《通鉴考异》并无二致。钱大昕在编校《续通志列传》时即云：“搜采诸书，详加折衷，其可征信者，则增入正文；其当两存者，则附之分注；若史文舛伪，加以驳正，皆必依据古书，匪敢自逞臆见，仍注于逐条之下，以便省阅。 ”[10]此外，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为例，钱氏通过正史纪、志、表、传间的互校，正史间的互校，不同版本之间的互校，正史与《资治通鉴》等文献互校，发现比较读书所见之“异” ，这都是踵武司马光等《通鉴考异》的方法，而其所谓歧说择优、“三占从二”的原则和利用金石学考史做法等等，亦都是对司马光等《通鉴考异》的遗绪继承和发扬光大。但钱氏等人从形式上一望而知的最大区别在于为考史而考异，迥异于司马光等《通鉴考异》之为著史而考异。而目的决定手段，故司马光等《通鉴考异》方法的重心正如傅斯年所云：“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11]傅斯年的观点和司马光的观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认为， “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 ”因此“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 ”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目的即在于“处理不同的记载” ，基本上可以视为对其中不同记载史料取去信疑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现今学术规范中的注释，但又具有特定性（主要以史料之异为对象）和考据性的特质。章学诚对司马光《通鉴考异》的方式赞许不已。他认为，史学著作，不宜旁注， “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12] ，但一部良好的史学著作，史注是不可或缺的辅佐。因此他主张撰史者自己为自己的史著作注，云：“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 ……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饸羊于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13] 。
（二）从方法而言，钱大昕等人的“考异”远较司马光等《通鉴考异》先进。
考据学的方法尽管形式多样，但从逻辑上归根到底不超出“求同”与“析异”的两个范畴。 “求同”是以逻辑的“归纳法”为基础，而“析异”是以逻辑中的“矛盾律”为基础。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基本上是“析异法” ，而钱大昕等人的“考异”不局限于“析异法” ，其精髓更在于“求同法” 。其所谓“考异”很大程度上属于“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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