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是指什么生肖,百草权舆是指什么生肖( 八 ) _[db:关键词]

在学术史上，关于考据学的产生有一个著名的公案：梁启超认为，明末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来华，带来西学方法，使得当时中国学者的“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唯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14] ，而胡适则于1934年1月在辅仁大学专门作了一次《考证学的来历》以反驳梁启超的观点，认为“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地演变进步……”[15] 。梁启超和胡适所争论的考据学的这种新方法即是归纳法，迄今当代学者仍不乏与梁启超持相同观点者。笔者倾向于胡适先生的观点。在宋代，朱熹即将考据方法概括为“参伍错综” ，指出：“错、综自是两事。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参伍、错综，又自是一事。参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简而疏；错综所以极之，其治者也繁而密。 ”[16]其实朱熹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归纳与演绎的相合考据方法，不过司马光当时的考异仍以处理史料间矛盾的“析异法”为主要考据方法。
对于清代考据学方法，梁启超和胡适都一致认为这是在本质上与西方“科学方法”近似的一种归纳法。梁启超云：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 [17]
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亦明确指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先归纳后演绎。他并且述古而翻新，将清代学者所使用的本色的“先归纳后演绎”（亦称为“科学归纳法”）的考据方法“胡适化” ，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口号。胡适云：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总结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 。他说：“他们（指清代汉学家）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可以分开来说：（1）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 。例证就是举例为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举的例不多，便是类推（Analogy）的证法。举的例多了，便是正当的归纳法（Induction）了。类推与归纳，不过是程度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质是根本相同的。（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这是他们和朱子不大相同之处。他们所以能举例作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来证个体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 。
清代考据学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即是归纳法的运用得心应手。归纳法用当时乾嘉学术的术语来说即为“比物连类”、“推求义例” 。这种考据方法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归纳，第二步演绎，第三步为给演绎的结果另外找出证据。这三个步骤俱全，构成完整严密的考据范式。以钱氏《廿二史考异》卷五“袁盎晁错列传”条为例，其文为：
袁盎骑并车击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时为中郎将，文帝称为将军。后为吴相，归说丞相申屠嘉。嘉曰：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灌夫尝为中郎将，史亦称灌将军。此中郎将称将军之证也。予又考汉时称人为将军，特尊重之称，不必实指其官。如灌夫称田蚡为将军，蚡乃丞相也；程不识李广以卫尉而称将军，卫尉本典兵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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