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正念」与Lululemon的护城河：消费品牌光环来自于极致精神内核( 五 ) 护城河|运动鞋|Heel|来自|内核

与之相似的是，正念文化在西方的首次普及大致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Hippie（亦作Hippy ，嬉皮士）对主流文化的反抗。事实上，从在1850-1910年间盛行的波西米亚主义（Bohemianism），到1944-1964年间蔓延的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在波及全球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al）之前，西方世界已经出现较小规模的反文化浪潮。
嬉皮士因为新异教相较于传统有组织的宗教更加注重个人精神体验的特性而对其喜爱有加，佛教（Buddhism）、印度教（Hinduism）和苏菲派（Sufism）受到追捧，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公众对印度教灵性（Spirituality）和瑜伽的兴趣达到了顶峰，大量为西方人设立的新印度教（Neo-Hindu）学校迅速萌发。
嬉皮士对主流宗教怀有的“敌意”在1991年出版的<Hippies and American Values>一书中可窥一斑， Timothy Miller甚至将嬉皮士精神描述为一种“宗教运动” ， “这一宗教运动的目标是突破主流宗教机构的局限” 。
嘻哈文化反抗白人优越（White Supremacy）、由白人主导的精英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少数族裔的压迫，而正念文化反抗的可能是“工业心态” 。
Alvin Toffiler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到， “第三次浪潮”对工业文明的攻击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与正念逐渐得到普及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
当生产效率超出人性承受范围之外，社会环境压力成为人们焦虑抑郁的根源。正念需求的产生便来自其作为心理健康问题“有机”解决方案的属性。通过将练习者锁定在“当下” ，正念能够帮助人们有效摆脱负面情绪。
Lululemon在创立之初将“Super Girls”作为目标客群，正是由于这群由经济独立的Power Women（女强人）组成的新兴消费力量“每天花费将近12个小时投入工作，同时看护孩子，在‘势不可挡’的离婚之前保持家庭整洁有序” 。放弃社交生活，放弃运动，放弃平衡，放弃睡眠，这种被外部坏境压力环绕的失衡状态能够“孕育”出巨大的“正念”需求。
2018年， Wilson在一次面向CNN的访谈中回忆称， 30岁出头Super Girls受过良好教育，时间紧迫， “她们如此忙碌，以至于没有时间退货” ， Super Girls对价格极低的敏感性是Lululemon定价保持高位的原因。
不过， Super Girls以及定价战略都在日后为Wilson的下台以及Lululemon的危机埋下了巨大隐患。元气资本将在未来的文章中对此进行具体讨论。
Lululemon之所以在中国市场迅猛生长，除了该企业于2019年将拓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市场纳入五年计划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工作强度提升以及由此导致的Z世代消费者工作态度变迁或是该品牌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年轻一代反抗促成剥削以及自我剥削的“工业心态” ，重新审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如今， 00后重整职场，面试官被面试，正是因为新一代年轻人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倍加重视。
在<Lovemarks: the Future beyond Brands>一书中， Saatchi & Saatchi首席执行官Kevin Roberts通过代表“尊重”程度以及“热爱”程度的两条轴，将品牌划分在四个象限。 Lovemarks便是集尊重与喜爱于一体的品牌。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品牌”的演变进程决定了“品牌”是中国初创企业的新课题。虽然目前成长迅速，但是为了打造中国版Lovemarks ，中国消费品牌必须在供应链管理和科技创新之外作出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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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热爱+低尊重=产品；
高热爱+低尊重=短暂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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