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峰通考》把纳音论命、神煞论命、吕才《合婚书》论婚姻、以及包括日贵格、日德格、魁罡格等在内的外格,统统归结于谬说,他认为已有的命理著作,包括《渊海子平》,虽然“理出于正”但是“无确然一定示人之见”,而由此展开算命的人,大多不懂命理精髓 。张神峰在辟谬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论命主张,其中最主要的是“病药说” 。他总结出四柱的结构之病分为四类:雕、枯、旺、弱,并指出四种治病的药:损、益、生、长 。不得不说《神峰通考》对于神煞派的批评很正确 。
病药说主要强调了八字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在动态中求得新的平衡,达到新的中和 。动态中求取平衡,确实是命理学的精髓,因为四柱的好坏都不能完全定论,也不能将十神的某一个简单的定为“好”与“坏”,而是需要在各种作用关系的动态中,取一个“平衡点” 。
除了病药学说还有动静学说和盖头学说:动静学说是讨论了八字中天干地支的不同性质,天干透于天上属阳主动,地支藏于地下属阴主静;盖头学说是指把天干的四个字比做头,四个地支比做肚腹四肢,说一生富贵贫贱只从头面上见得 。《神峰通考》丰富和完善了命理学中的“象法”以及“理法”,对命理学有极大推动作用 。
明代算是命理学论命体系发展的一个完善时期 。
清代至民国
清代至民国这段时间,命理学主要是继承,拓展,以及在实践准确性上创新的这一步环节,这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沈孝瞻的《子平真诠》,陈素庵的《命理约言》,袁树珊的《命理探源》及《命谱解析》,徐乐吾的《子平粹言》、《命理寻源》、《命理杂格》、《命理一得》、《子平一得》、《命学新义》、《宝鉴例悉录》、《古今名人名鉴》、《子平四言集腋》等,韦千里的《千里命稿》及《八字提要》等等,当时的命理名人还是不少的,号称“南袁(袁树珊)北韦(韦千里)东乐吾(徐乐吾)”,其中,徐乐吾先生因其注述及自撰命理著作广而精博深受时人所推崇甚高,被誉为我国清至民国年间命学理论之代表人物 。
在这些书籍中,《命理约言》批评了病药说取用神的偏颇之处,坚定的维护“日主最贵中和”的论命原则 。
《子平真诠》则着重于八字结构内部格局环境的研究,指出“八字用神,专求月令” 。对于善神“顺用之”不善者“逆用之” 。提出了格评价格局高低的两个标准就是“有情、无情”“有力、无力” 。同时也提出了不能完全不顾调候的问题 。还提出在格局内部分析完成之后,再参合日主的强弱情况,提取全局用神,并有此推断出大运的喜忌来 。
《穷通宝鉴》是清光绪年间余春台重新编辑《栏江网》后编纂,据说原本是江湖人士压箱底的秘本,由于在数百年间江湖人士传抄错误甚多,所以由余春台重新整理 。这本书在命理学历史上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被誉为中国的“命学四书”之一 。其内容对十天干在每个月的旺衰状态所需要的调候用神做详细的论述,是以独立的视角来讨论调候,不依附于日元的强弱问题、命局结构的格局问题等,秉承“取用贵乎提纲”的宗旨,以“调候为急”,强调调候的重要性 。在当时术数家都往“理法”上去拓展的时期,能有人从“象法”上去拓展,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刷新了人们的方法认知,这也是盲派行走江湖的原则:不论你们将四柱八字引申出多么多的“道理”,能引起我灵感的“象”就能拿来预测判断 。
民国时期的一些命理学家著作颇多,比如:徐乐吾,袁树珊,韦千里,还有台湾的梁湘润 。这时期他们大量校勘和注释了前人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心得,命理学也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也可以看作是命理学论命方法的转型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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