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相东方主义的“眯眯眼”VS父权制的面相学( 二 )


从傅满洲到花木兰 , 西方视角下丹凤眼的褒贬流转
诚然 , 我们无法回避历史来谈论当下 。 网友激烈的语言也让我们瞥见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历史伤痕 。 比如 , 指责广告中模特妆容的“黄祸”(Yellow Peril)一词 , 可以呼应到早期海外华人受到恐惧和仇视的“黄种人威胁说” , 即黄祸论 , 以及20世纪20至30年代颇具规模的涉华题材电影中的丑化现象 。 在当时好莱坞电影中 , 为了展现西方殖民秩序和文明的优劣等级 , 国人普遍被描绘成邪恶麻木的小偷、骗子 , 以衬托白人英雄的伟大 。 “黄祸”这种被丑化歪曲的负面国人形象常常是以丹凤眼的银幕形象呈现出来 。 例如在1929年的电影《不怕死》(Welcome Danger)以及此后的傅满洲系列电影中 , 中国身份的黄祸角色不但由白人直接扮演 , 在形象塑造上还用化妆手段 , 刻意渲染夸张了细长的眯眯眼 。

面相东方主义的“眯眯眼”VS父权制的面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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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死》剧照
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原因 , 西方银幕对亚洲人眼睛的强调和刻画成为了一种歧视性的表述力量 , 眯眯眼(chink eyes或slit eye)成为臭名昭著的歧视亚裔的词汇 , 眼睛也逐步成为了象征着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民族强弱与中西方文明秩序差异的凝结点 。 于是 , 亚洲人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眼睑特征 , 被塑造成一种事关种族强弱与文明秩序的视觉文本 , 最终成为中国人文化上屈辱的民族经验和历史印记 。 此轮大规模集体声讨眯眯眼辱华的现象 , 可谓一场大型的互联网对这样的种族歧视创伤后应激障碍发作 。
然而上世纪20年代距离当下的我们已经百年 。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 中西方跨文化交流让审美和文化始终接触、碰撞、对话 。 作为镜面的“他者” , 西方在对待丹凤眼以及其凸显这一特点妆容的态度上 , 发生了许多复杂的变化 。 从傅满洲到花木兰 , 从美籍华人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到同为美籍华人的刘亦菲 , 东方主义里那种展现遥远东方的殖民想象、渲染异域情调和邪恶低劣的丹凤眼 , 已经出现了象征意义上的松动和转向 。 尤其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泛亚裔运动中 , 化种族特征的劣势为优势的“种族自爱”运动发生 。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其小说中倡导的“黄就是美”、“斜眼睛就是美” , 成为这种对抗性话语中的典型案例 。 其塑造的小说人物甚至通过强化黄皮肤等种族身体形象来挑战“凝视他的白人的视觉不快” , 以对抗白人凝视的霸权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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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卡通形象
当然 , 这种带有种族本质主义色彩的、刻意强调种族生理特点和文化差异的做法并不完美 。 一方面 , 在实践上 , 丹凤眼虽然被定义成是美的 , 但这种装饰性的美是将少数族裔的文化看作主流文化正餐的佐料 。 华裔作家赵健秀对汤亭亭的批评就引起了美国华裔文学现象级的讨论 , 他认为强调这种差异目的是衬托主流文化的包容和进步 , 形成了对少数族裔施舍的“种族主义之爱” 。 2018年的奢侈品品牌广告《起筷吃饭》中 , 那些根据文化偏见来错误地挪用、演绎中国元素 , 就是西方时尚业把中国文化当做调味剂进行客体化的例证 , 这反而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歧视 。 另一方面 , 这种主张差别、维护差别、视差别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状态 , 也正是法国当代思想家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所谓的“新种族主义”的典型特点 , 即“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幌子下维持现有的种族差异 , 肯定和赞扬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不可吸收性’来获取种族歧视的正当性 。 ”除了审美倾向 , 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和实践中 ,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衍生出的新种族主义已经造成了加拿大、法国等西方国家消极的民族隔离政策 , 对其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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