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艺术的一切领域，都逃不过“达达主义”的碎片全世界|艺术|碎片|格罗茨|暴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小群艺术家、文学家和戏剧家在中立的苏黎世上演了闻所未闻的表演。 “达达主义”就此诞生，并从苏黎世席卷了全世界，从戏剧创作和造型艺术入侵到绘画、雕塑等各个艺术领域，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至今日，达达主义的影响仍在持续。
原作者丨[德]马丁·米特尔迈尔
摘编丨肖舒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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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百年史》，作者：[德]马丁·米特尔迈尔，译者：史竞舟，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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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王袍：“达达”在造型设计中
1916年7月，当雨果·鲍尔想要在瓦格会馆的舞台上展现“个性之暴政”时，他已经用一种精心构筑的匪夷所思完成了这样一种举动，并且达到了近乎滑稽的程度。他将一套戏服套在了身上：
“我的双腿被包在一个闪闪发亮的用蓝色硬纸板卷成的圆筒里，圆筒高至臀部，这使我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方尖碑；圆筒外面罩着一圈用硬纸板剪成的假领，内里猩红，外表金黄，里外两部分在脖子那块相互连接，我可以通过抬放手肘让它像翅膀那样上下扇动；此外，我的头上还戴着一顶蓝白条纹相间的魔法师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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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立体造型戏服的雨果·鲍尔。 1916年摄于苏黎世，拍摄者不详，用作宣传明信片，以为其在伏尔泰卡巴莱的演出招徕观众。
因为整个身体被卡在硬纸板卷成的圆筒里动弹不得，他只能被人抬着上下舞台。这不仅与一个自我缔造的暴君形象格格不入，而且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拉下手刹的全速冲刺。一次在通往舞台的第一道门槛那里就已乱了方寸的出场。雨果·鲍尔是否犯下了刚刚即位的暴君常犯的那种错误，即选择了一套太过抢眼的充满魔幻色彩的王袍，以至于这身装扮以一种喧宾夺主的方式接管了暴君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然而雨果·鲍尔既非暴君，也非标榜个性的吹鼓手。他低调内敛的性情，因善解人意而带来的踌躇不决和出于正义感的审慎常引来朋友的交口称赞。大张旗鼓地登台亮相、当众宣读纲领并不是雨果·鲍尔的风格。因为生性腼腆，每次演出前他都要找个没人的角落屏息静气一番，好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他出场时的所有表现都印证了这种难度：再没有谁会比他更缺乏自信和活力。或许这恰恰是雨果·鲍尔的宣言所要传达的讯息？
暴君的耀武扬威不过是种虚张声势的表演，一个趔趄就能让他的软弱暴露无遗，因他自己并不清楚要把这威力用在何处？“这就是我！”——施蒂讷笔下的个人主义者高喊道。好吧。那么眼下又该怎么办？身着戏服的雨果·鲍尔，是跃跃欲试却又茫然无措的年青一代的偶像。自我解放、酒神精神或权力意志并不是这一辈人习以为常的功课。况且天赋的分配往往并不均衡，一个人对个性暴政的野心和可供其支配的表达手段之间很可能相去甚远。
当一个人站在一览无余的自由制高点上的时候，他面对的却很可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自我：“今天是社会主义者，明天是个人主义者，今天是天主教徒，明天是无政府主义者。天哪，无数个声音在我思绪万千的脑海里一刻不停地喘息、呻吟、咆哮……我的耳朵快要爆炸了，那原本只是用来聆听天籁的耳朵，那捕捉灵魂和诗意的听觉容器。 ”（许尔森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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