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赵益丨《中国古代：历史、社会与文化》 _文化

赵毅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社会与文化》序言（第一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全十卷）的最终成果已于近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分五卷出版，另一部五卷即将发行。本专栏一一推荐。此次，赵毅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第一卷序言正式发布。

第一卷：《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社会与文化》
内容
总序列
前言
从文献史、书史到文献文化史导论
一、传统文学研究的属性与“文献史”研究
二、“书史”的核心意义与华侨书史研究
三、中国文学书籍史问题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研究

第一章传统与传统
一、问题回顾与反思
二、连续性
三、稳定性
四、精英
第二章形式与意义
一、书籍形式演变的动因与文献的携带、传播和阅读
二、物质和形式影响内容：书籍形式和纪实文本
三、文档和文档制作

第三章：生死及缘由
一、内容就是一切
二、形态影响生存
三、偶然与必然
四、余数
第 4 章商业出版与社会变革
一、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商品经济水平
二、明代知识的商品化及其本质
三、个案研究：明代“日书”的性质、内涵与社会功能

四、商业出版与教学普及
五、总结
第 5 章文本、书面语言、文档语言和文化社区
一、中国文字的文化作用及其悖论
二、汉字的因果：文字的兴起及其文化征服
三、书面语言、古典文学和早期文化社区
四、文献通用语言：汉语“第二语言”与东亚“文化语言”
引用
前言

在提出问题和开始研究之初，所有研究人员共同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对这一历史课题的研究不采用通史的方法，也不拘泥于线性的年代顺序，而是一个专题讨论围绕问题展开，旨在通过对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入考察，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丰富意义。根据这个原则，我写的第一卷既不是对整个研究的概括性介绍，也不是对每卷内容的概括性介绍，还必须是一部具体的专着。毫无疑问，正是在这样一个原则的前提下，我才有勇气写这第一章，因为我只需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没有必要（当然不可能）妥协是非。
虽然第一卷所讨论的问题比较宽泛，但实际上，整本书的内容可能不值得现在的标题：《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社会和文化》。之所以最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列为全系列第一卷，而且题目大且与各专不同，所以需要区分；另一种是同时强调。个人反思，文学文化史研究就是要从文学本身的文本内容中脱离观察的视野，在将其历史进程作为人为创造的成果来研究的同时，探索其社会文化意义。所以，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概括，这样一种有点含糊但又不失标记功能的标题或许是一种选择。
在我看来，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用文学文化史来代替文学史和各门派的专业史？二是为什么要把“书”扩大到“文学”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学术发展的问题，类似于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书史取代旧的研究。胡适从“百年后论兴衰”的学术史中指出，近百年前“专史”需要发展，“专史说有很多积累，制度是明确的，但人是有的，各有特色，接近的、能做到的，就选择文化史的一部分，或按类别或按时间段，写成一段特殊的历史。" “这是以前没有做到的事情，还需要后人去做。”[1] 。不用说，过去100年“专业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胡适可能的估计。就文学而言，目录、版本、整理、保存、流通、收藏都有自己的历史。但一百年后，也可以发现，各种特殊的历史，如一砖一瓦，无处不在，却不见一寸塔；偶有概括各方面的概括，将文学与社会文化融为一体的“全史”没有作者。显然，如果文学文化史是一种修正或创新的新学术探索，其内容就是力图成为文学的整体史。第二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中是独特的：“书”和“文献”不是单纯的内涵和外延概念上的不同，而是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意义上的“书”，不仅仅是文字和物质意义上的“书”，大概直到明代中叶才完整，而完整意义上的“文献”则存在并延续至今。自创写作以来，并能完美涵盖“书” 。如果故意忽视这一突出的文化特征，即在研究整体历史的过程中只关注“书”而不扩大到“文件”，那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010年，他就上述两个主要问题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现在看来，对西方书籍史的各种趋势的概述可能不够深入，但他批评了地方中国研究过分关注各种专业史的缺点。，而呼吁将“书史”扩大到“文学文化史”似乎还是有意义的。本次更新改版作为本卷的导言，对上述主要问题的解答将引出全书。同时会再次强调，因为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十年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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