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赵益丨《中国古代:历史、社会与文化》( 三 )


第一卷 赵益丨《中国古代:历史、社会与文化》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 。好在石先前人从文学史、出版史、经济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工作,提供了丰富详尽的事实依据,使我们能够有条件抓住问题的焦点去思考,所以以获得轮廓的效果 。这些问题的重点是本章选取的“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商品经济水平”、“明代知识的商品化及其性质”、“商业出版与教育大众化” 。它的结论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问题的答案 。本章还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对《明代通俗书》的重新审视,旨在提供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明代通俗书》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海外汉学和本土研究的结论也相当一致,但不同研究的简单一致性往往预示着一定程度的谬误,需要重新考虑对“明代通俗日用书”的现有认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让我们发现,在明代商业出版社的影响问题上,也存在许多需要纠正的偏见 。王朝 。本章的结论可能会“颠覆”许多现有的概念,但这种“颠覆”并没有否定商业出版的社会作用,它在15世纪开始蓬勃发展,而是本质上重新指向了哪个方向 。发生了什么效果 。
第一卷 赵益丨《中国古代:历史、社会与文化》
“文化”是一个更大的讨论领域 。如果要举出中国文学传统最显着的文化现象,无疑是文字(文献语言)代代相传,成为“文学通用语言”的历史事实 。假设中国的“古典语言”像拉丁语一样消失,文学传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现代统一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和当代民族国家也不会形成 。汉字的独特性已为世人所知,但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一特点呢?您是痴迷于宗教崇拜和对汉字“魔力”的形而上学应用,还是在尊重语言、书写规律和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思考?毋庸置疑,在“写作”这一重要问题上,地方学者往往陷入以往的陈规陋习,无法自拔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完全拒绝文化研究中的理性主义,以文化差异为借口避免悖论 。这样做的后果,反而会误导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更不用说解释它的意义了 。
“纪实语言-口语”、“纪实传统-一般社会生活传统”和“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共同对应着中国古代大小传统的分离与融合,是理解汉语的关键传统 。其中,“文档语言”成为“文档通用语言”的意义最为显着 。“文献共同语言”不仅创造了延续近三千年、从未被打破的文学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俗文化文献,它揭示了中国文化中关于当下乃至未来的独特存在的一定道理 。.
这些大致是本书提出并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想要完美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是一种奢侈,因为许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人文研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揭示新意义的可能性,即不断地提供新的视角和观念,并以各种方式加以解释 。因此,人文研究的方法极为重要,文学文化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 。本卷的研究有两个方法论追求:
一是根据文献的特点确立解释原则 。文件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 。主观方面体现在文件的内容、创作的主题、受众的接受和选择上;文献文化史主要探讨文献作为客观事物的社会文化内涵 。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文献的客观层面,客观事物符合因果律,因果关系的考察成为必然 。
在文献客观层面的因果关系无处不在,但极其复杂 。比如文档堆积的内在机制,文档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等等,其机制是深刻而微妙的,很难一一列举 。因此,否认对这些问题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或者完全忽略它们,都是错误的 。历史既不会因为“过去无法回忆”而失去其必然性,也不会因为“一切历史都是人为的建构”而失去客观性,当然也不应该在历史原因面前停滞不前、束手无策 。影响 。英国历史学家 E. H. Carr 引用了一位法国学者的观点:科学在朝着多样性和复杂性前进的同时,也在朝着同一性和简单性前进 。这种双重且明显矛盾的过程是知识的必要条件 。卡尔认为,这也恰好符合历史,“历史学家必须通过简化原因以及添加原因来工作 。就像科学一样,历史是通过这种双重且明显矛盾的过程进行的 。” [5]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章“生死与推理”是关于“简化原因”,提出文学生存的关键要素,消除细枝末节,揭示生存的真正机制;第二章“形意”显然是“增因”,通过对新因果关系的分析,不断发现形影响意的新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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