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到宋明理学，儒家精神不断“异化”，透过阴霾看见真正儒学( 四 ) _儒家

区别在于根本之处，即文官群体追随的是天下之公理，还是追随皇权的一己之私。若是追随天下之公理，那么他们既为文官也为士大夫；如果他们只是追随皇权的一己之私，那么他们名为士大夫实是窃取了士大夫的名号。
在宋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商国是孔子周游列国，即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皇帝和士大夫集团为合作关系。
比如，宋人笔记《陶山集》曾记载：王安石常常与宋神宗面争于朝廷之上，王安石言语激烈面红耳赤，宋神宗反而一副好脸色对他说：“对，对，你说得对。”

又如，《续湘山野录》中曾记载范仲淹第一次遭罢黜时，友人送别时说：“此行极光。”第二次遭罢黜，友人说：“此行愈光。”第三次,友人说：“此行尤光。”范仲淹笑着对友人说：“仲淹前后三光矣...”友人大笑而散。

为什么宋代的士大夫有如此表现？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道统”归于儒者而不是归于朝廷，而且朝廷的“治统”还必须要以“道统”为主；即由儒者“致君行道” 。否则就是朝廷在把持天下。
正因为如此，宋代的士大夫有着以“道”自任的高度自觉，而且拥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宋代以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成了绝唱。
换言之，当政治主体只剩皇帝一人，若有士大夫仍然以政治主体自居，那就是朝廷之敌。
在明代，朝廷阳奉儒学之名来强化帝权。其之视天下，为一姓之私产。那时候的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为主仆关系。儒家学说被改换得面目全非。

比如，朱元璋对《孟子》大动斧锦，命人删去《孟子》一书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内容。并且立下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好一个“以中正之学为本”！明明是以一己之私为本胡作非为，还偏要振振有词地认为这才是“中正之学” 。
在永乐时，朝廷进一步歪曲儒家学说，并且利用儒家经典的八股取士制度进一步强化，又编撰了以理学为“基”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孔子周游列国，将之作为官定的读本和科举考试的准绳。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劣币驱逐良币，即越是真正的儒者越是拒绝入朝。而入朝者多为趋炎附势，阳奉阴违之徒。久而久之，人们就普遍地忘记儒学为身心性命之学，忘记了读书的目的在于完善人格，而把“读书”与“做官”划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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