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理解值得商榷的问题( 四 ) _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继承主体的变化
在《公约》的定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群体、群体，有时是个人”，而在《办法》中，传承主体改为“人民所有民族”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是基于三个方面的：
首先，《公约》是联合国的正式文件，是全人类的通用文本。虽然表达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但实际上受到了强大的经济资本的严重影响。它反映了英语中的某种思维方式，即使用中文表达，也无法完全避免。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通过这样的文本时，当然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改，摒弃强大资本在其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因此，面对《公约》所强调的模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群体、群体，有时是个人”，《办法》相应地采取了强调民族属性为无形属性的“各族人民” 。文化遗产。继承主体体现了全球一体化时代新的“殖民/反殖民”话语特征。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群体、群体，有时是个人”这一表述反映了资本时代的社会观。从表面上看，这种表达方式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以文化为划分人群的基础，体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但实质上，这种说法有意识地模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用文化作为普世价值体系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人权高于主权” 。写了脚注。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模糊到一定程度，就会给民族的自我认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造成困难，也会造成举步维艰的局面。在思想层面进行清理。因此，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只能是由各族人民组成的中华民族。
再次，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一直重视群体而不是个人。这是传统发展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脱离族群的概念，盲目地以文化作为单一的衡量标准，更不用说中国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很难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即使有这样的标准，也会增加民族的数量。对于复变量，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按照民族划分的方法，一方面继承了学术界现有的学术思想，又能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的独特性。因此，强调传承主体的国籍，也是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
(二)确认方式变更
在《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群体、群体甚至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物品、工艺。”，是由群体、群体、个人“看到”来确认的，也就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确认。这种确认方式虽然符合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初衷，但问题是：一方面，按照这种确认方式，需要确认主体对其所继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高度的自我认知，如果传承群体（个人）没有这种自我认知，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另一方面，《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榜不仅要靠继承人的自我认可，还需要政府和学术界的外部认可。在外部承认和主体承认之间，《公约》的定义没有提供客观的判断标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造成认知困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如果仅仅依靠传承人的自我认可，由于了解的程度，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得到确认，更不会得到应有的保护和重视。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价暂行办法》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价，需要提供客观的评价标准，使保护机构可以针对符合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识别和保护。因此，《办法》在定义中明确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两个基本标准：各族人民世代相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两个标准一方面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另一方面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确认性基础，内在包含“自我确认”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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