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李伟荣.夏含夷与易学研究——兼及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 _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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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烺

其次是张政烺，他在帛书《易经》和数字卦方面的研究对夏含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张政烺在易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共有6篇，其中3篇与帛书《易经》有关，3篇与数字卦有关，他身后更是留下一部《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由学生李零整理出版。张政烺的易学研究成果开启国际易学研究的新篇章，夏含夷的易学研究也受其影响。夏含夷与张政烺的学术交往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二人同时参加多次关于西周和古文字学的会议，如1982年9月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商文化国际讨论会”，1984年10月在河南省安阳召开的“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等。夏含夷对张政烺的研究极为重视，1980年张政烺的学术论文《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甫一撰毕，便在美国学术刊物《古代中国》(Early China) 1980－1981年的合刊上发表，夏含夷的博士论文直接征引张政烺的这一成果。
夏含夷同时也与李学勤、裘锡圭、程章灿、陈松长、陈鼓应和李零等国内著名学者保持着深度的联系。这些学者大部分都被他请到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事过合作研究或开设相关课程。另外，夏含夷每年都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内史学、易学、简帛研究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专家有较多学术交往，这一切都让夏含夷可以及时了解国内的研究动态和考古新发现，使其翻译和研究著述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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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古代史》

在国外学者中，他认为吉德炜( D．N．Keightly) 、鲁惟一( M．Loewe) 和倪德卫对他学术上的帮助最大。他的专著《出土＜易经＞》直接题献给这3位学者，并引述《论语》中的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用以阐明3人对其学术上的引领。其中，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和金文专家倪德卫是他的博士导师; 吉德炜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甲骨文专家，却一起上过倪德卫开设的金文课，算是同学，也是研究同道; 鲁惟一是他学术上的合作伙伴，曾共同主编《剑桥中国古代史》。这两方面都有助于夏含夷及时了解中国古代史、易学、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学术动态，加深他与这些杰出学者的直接交流，尤其是出土文献对他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能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大研究兴趣就是利用出土文献来解决传世文献上的某些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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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含夷与马王堆帛书《易经》
夏含夷始终都醉心于《易经》的研究，这从《古史异观》“自序”中可见一斑。在台湾师从爱新觉罗·毓鋆学习“三玄”时，他最喜欢的是《周易》; 回到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师从倪德卫攻读博士学位时，本打算继续研究《周易》，不过倪德卫只对中国古文字学，如甲骨文和金文等感兴趣，故只好跟导师学习和研究甲骨卜辞等历史和语言问题，从而发现甲骨卜辞与《周易》研究不无关系; 最后，博士论文选择《周易》研究，课题从哲学转向历史，研究易的起源以及原初意义，阐述商周卜筮的方法，分析《周易》卦爻辞的基本构造。
博士论文完成后，夏含夷从西周铜器铭文研究开始，花多年时间专门研究与铜器有关的各类问题，1991年出版的《西周史料》对铜器，特别是铭文做过综合分析，奠定他在西周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从1985年到1995年间，他用力最勤的是西周史，但并未放弃对古文献的兴趣，所以他一直关注国内新近出土的文物，如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易经》等的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等。1992年，有朋友到中国开会，给他带回《马王堆汉墓文物》，其中发表完整的六十四卦卦爻辞和《系辞》; 1994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发表“马王堆帛书专号”，首次公布陈松长和廖名春整理的古佚易说《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并公布陈松长重新整理的《帛书＜系辞＞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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