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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午昌(1894-1952) ，艺术评论家，曾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上海艺术学院、杭州国立艺术学院、新华艺术学院、苏州艺术学院教授。他被黄誉为“善画善写，博采众长，从古至今”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资深学者，在他的《中国画学全史》《中国美术史》的作品中自信而执着地将中国画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之根，并主张“这种民族文化的结晶将永远依靠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继续保持我们民族的统一。 ”所以，为了维护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把全民族精神所赋予的绘画发扬光大。 “回顾历史，他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科和当代中国画做出的知识贡献和精神火种，经得起今天和未来的不断思考。
在全社会重视美育、崇尚传统文化的当下，很多人都在回望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蔡元培等人的现代美育思想。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鲁迅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梁启超的《美术与生活》等重要论述的精神内涵，以及他们推动美育实践的经验，在今天都得到了重新解读和评价。
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但长期以来，艺术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研究单位。直到梁启超的《新史学》，他才开始呼吁学术界重视研究，撰写一部专门的文物美术史。
在那个时期，出现了陈师曾《中国绘画史》、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等一些学者和艺术家撰写的中国美术史，但一些思想和知识结构仍参考了在该领域起步较早的日本学术界的学术成果。
面对这种情况，郑午昌“显示了日本人的远见，但对我们的落后深感惭愧” 。他倡导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本土化和民族立场，编著了一系列中国美术史著作。其中以中华书局1929年出版的35万字的《中国画学全史》(以下简称《全史》)最为著名，堪称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奠基之作之一，被蔡元培誉为“中国绘画史的杰作” 。
开始
《全史》是中国绘画通史的开端。它站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的转折点上，既是对前代传统绘画经典的整合，也展现了面向现代、打开眼界的理性新变。
对于这种特殊的意义，郑午昌同时代的学者们已经深信不疑。如于建华曾说， “我的朋友郑畅(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出版，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巨著，论述透彻，描写详尽，是中国绘画通史的奠基人。 ”(于建华《中国绘画史》)
余少松还从绘画史的角度指出了《全史》的价值：“我国从来没有完整的绘画史，但用它来描述绘画史，尤其是一般的历史风格是恰当的.但这个汇编是独一无二的，自创的，大纲是开放的，所以是原创的。虽然不是不可思议，但这是绘画通史的先例，是可以传世的杰作。吴语在学习中国画时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画的书，他想把它作为一本关于中国画通史的书收藏起来。现在要编了，你就放一边吧。 ”(余少松《书画书录解题》)
于建华和俞少松是当时著名的画坛学者，他们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郑午昌在《全史》的序言中解释了自己的写作初衷。经过对六朝至明清绘画作品的梳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集众议，罗言，融而结之，按照艺术在时代中的顺序进行，用科学的方法去分并其宗派渊源、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笔者推测郑午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梁启超“新史学”观念的影响。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事实而不知理想” ，把历史精神说成理想。 “大集团中有小集团，大时代中有小时代。而群体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有新闻，有原则。史家可探之，知其因其所以然，故生而有之，从过去之大例中学习而示未来之趋势，则其书有益于世。 ”(梁启超，《新史学》)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其背后凸显的是郑午昌在时代背景下坚守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凛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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