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开来我作福是哪三个数字,数字三八是什么意思( 五 )


元璋对《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至少都有过浏览 。 他与官员们谈话 , 往往信口引《诗》 。 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在讲到疏通言路时说道:“《诗》曰:‘先民有言 , 询于刍荛 。 ’夫刍荛 , 至贱者也 , 古人尚有取于其言 , 况前后与我共事者?”[(41)]洪武二年(1369)他要求国子生兼习骑射 , 说道:“文足以经邦 , 武足以戡乱 。 尔等虽务文学 , 亦岂可忘武事哉!《诗》曰:‘文武吉甫 , 万邦为宪 。 ’惟其有文武之才 , 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 ”洪武三年(1370)六月 , 元璋与群臣论元朝兴亡事 , 谓:“向使元君克畏天命 , 不自逸豫 , 其臣各尽乃职 , 罔敢骄横 , 天下豪杰何得乘隙而起 , 今获其遗胤 , 朔漠清宁 , 非天之降福 , 何以致此 。 《诗》曰:‘商之孙子 , 其丽不亿 。 上帝既命 , 侯于周服’ 。 天命如此 , 其可畏哉!”[(42)]其所引所据 , 如水到渠成 , 不假思索 。
元璋读《易》论《易》亦见记载 。 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 , 元璋与儒臣论《易》 , 至“天地养万物 ,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按:见颐卦)则论述发挥养贤、知贤与养民的关系[(46)] 。 洪武十八年(1385) , 元璋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 , 当讲到《家人卦》 , 元璋说:齐家治国 , 其理无二 。 家治则国治 。 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 。 诚则笃亲爱之恩 , 严则天闺门之失[(47)] 。 可见《易经》是元璋与大臣们讨论的课题 , 也是大臣进讲的内容 。
关于《礼》书 , 由于重建礼仪制度的需要 , 元璋更下功夫学习 。 据《国初礼贤录》载 , 开国后 , 大封功臣 , 议立五等爵 , 元璋与宋濂在大本堂依据《周礼》和唐宋成法 , 通宵达旦商议讨论 。 他还就车制、服制、官制、丧仪等制度引据《周礼》和《仪礼》 。
元璋喜读《春秋》 , 特别是《春秋左传》 。 鉴于《春秋》是以鲁国史为纲间叙列国史实 , “欲究其始终 , 则艰于考索” , 于是命儒臣分国类编 , 而附以《左传》 , 赐名《春秋本末》[(48)] 。 元璋不仅把《春秋》当作经而且是当作鉴古知今的史来读 。
洪武朝还没有确立儒臣为皇帝定期阐发经书奥义的经筵制度 。 但仍不定期地为元璋解说《四书》、《五经》 。 这种解释象历代经筵一样 , 并不以训诂通解为形式 , 而是以提起皇帝对圣经贤传的留意与悦服为目的 。 所以在儒臣进讲之后 , 元璋常就经传内容加以阐释和发挥 , 很有点象学术讨论 。 宋濂、王袆进讲《大学》、朱善进讲《易·家人》 , 朱元璋的一番阐释如涌如注 , 切扣题意 , 俨然老儒说书口味 , 显示出对经书的精审与老道 。
读史读经之外 , 元璋更注重读史 。 在那个时代 , 史书不但有教谕意义 , 而且有着直接地启示与借鉴作用 。 可以说 , 谁对历史更清晰 , 谁也就对现实更明白 。 打江山是这样 , 坐江山也是这样 。 为己谋是这样 , 为人谋也是这样 。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 , 元璋对战史、战例、战将很下过一番功夫 , 对这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 , 下面是从《明太祖实录》的大量记载中选出的几个例证 。
常遇春打仗号跳争先 , 飚忽凌厉 , 唯失之暴烈浮燥 , 勇而寡谋 。 元璋多次引古代大将的经验教训 , 予以规劝戒饬 。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 , 派常遇春自金华北进攻打杭州 。 临行 , 元璋告诫道:“克敌在勇 , 全胜在谋 。 昔关羽号万人敌 , 为吕蒙所破者 , 为无谋也 , 尔宜深戒之 。 ”[(49)]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 , 常遇春兵围赣州 , 守将熊天瑞固守不降 。 元璋担心遇春硬打硬攻 , 更怕他城破杀降 , 于是派中书省右司郎中汪广洋前去作遇春参谋 , 并告诉汪广洋:“汝至赣 , 如城未下 , 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 , 犹笼禽阱兽 , 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 , 杀伤过多 。 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 , 一则可以为国家用 , 一则为未附者劝 。 且如汉将邓禹 , 不妄诛杀 , 但享高爵 , 子孙倡盛 。 此可为法 。 ”[(50)]围困五个月后 , 熊天瑞被迫开城投降 , 遇春果然不掠不杀 , 元璋很高兴 , 便遣使持谕褒奖 。 谓:“今将军破敌不杀 , 捷书至 , 予甚为将军喜 。 虽曹彬之下江南 , 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 , 保全生灵 , 余深有赖焉 。 ”[(51)]东汉初的邓禹与宋初的曹彬都以智谋远略仁武不杀名垂史册 , 在其他场合 , 元璋也多次提到他们 。 在这里用他们的事迹对遇春以则以劝勉 , 以则以褒奖 , 十分得体 。 徐达为开国第一员大将 , 为人恭谨持重 , 谋而后动 , 视民如伤 , 爱兵如子 。 且亲近儒生 , 常囊书自随 。 元璋给徐达的敕谕 , 常引古人古事作譬 。 洪武三年(1370)三月徐达率部西征 , 在沈儿峪与王保保对峙 。 元璋千里驰谕 , 要他不要以西北干旱而丧失对突然而至的雨水山洪的警惕 。 说:“昔唐裴行俭昼驻军平川 , 暮复移于高阜 , 人莫解其意 。 其夜 , 平川水溢丈余 , 而军营无患 , 此其验也 , 将军其慎之 。 ”[(52)]沈儿峪一战告捷 , 王保保仅携妻子数人仓促逃逸 。 然而左丞胡德济初战失律 , 按军法当斩 。 为谨慎起见 , 徐达将他械送至京 , 交元璋亲自处理 。 元璋于是遣使传谕徐达:“迩者浙江左丞胡德济临事畏缩 , 将军不以军法从事 , 乃械送京师 , 必欲朝廷治之 , 将军欲效卫青不斩苏建 , 独不见穰苴之待庄贾乎?且慢军功者悉归之朝廷 , 则将军之威玩而号令不行矣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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