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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谐
“新的想法是危险的。但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救赎服务。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敌基督的口号是‘和平与安全’ 。而今天我们必须害怕敌基督，而不是害怕世界末日。 ”
Paypal的创始人泰尔（Peter Theil）
这是Paypal的创始人泰尔（Peter Theil），在柏林参加施尔马赫奖（Frank-Schirrmacher-Preis）颁奖仪式时，发表获奖演说的结语。在演讲中，他认为现在在德国只存在着一种格蕾塔（Greta Thunberg）式的绿色未来的想象。通过绿色计划人类向自身动用否决权，它鼓励一种由末日恐惧所驱使的最低限度的行动——拒绝旅行，拒绝生育，拒绝肉食等等，由此从自然中获得安宁，以及最终的救赎。泰尔认为，“全能的否决权与其说是德国人的想法，不如说是德国人的心血来潮，渴望从现代性中退回到绿色自然中的诗意生活。鉴于20世纪的灾难，人们可以理解这种伊甸园主义。然而，向它投降并不能保证未来有如画的安全和稳定” 。
颠覆or假装的创新
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道博（Adrian Daub）去年年末出版了他的新书——《科技巨头所谓的思想：对硅谷思想基石的探究》。在全书的开头，他写道，“这是一本关于思想史的书，而这个地方喜欢假装它的思想没有任何历史” 。科技精英们“假装”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思想基础，无非是想要强调他们思想的颠覆性、原创性。从常春藤名校退学是他们人生早期被大家津津乐道的颠覆性行为。这些科技精英们从公路文学家凯鲁亚克身上找到了共鸣，他们同样憎恨正规学校教育所强加的思想和生活惯例。辍学既是对自我的回归，也是对世界的开放。当你退学时，你摆脱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但你保留了对发生在你身上事情的意义的控制。对这些意义的重新叙述和包装随即成为了他们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神话光环。
《科技巨头所谓的思想：对硅谷思想基石的探究》
然而，道博教授在书中会告诉我们，这些特立独行的行为也并没有像这些北加州的精英们声称的那么原创。硅谷企业的颠覆性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它们继承了该运动的反权威和反精英主义的核心。与欧洲大陆的68一代相比，加州的反主流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成立了数量惊人的公司，并追求商业上的成功。因为，私人商业公司被硅谷的嬉皮士们看作是对当时美国强大的国家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一种反叛。
如果说嬉皮士精神在反主流文化的浪潮中扮演了破坏性角色的话，那么麦克卢汉在硅谷扮演了建构性的角色。首先，他带走了人们对于新媒体的恐惧。在《理解媒体》一书中，麦克卢汉传达了他的重要信念，信息传递的方式比信息本身更能影响我们的自我意识，影响我们的人格。也就是说，媒介或平台比内容更为重要。你若想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就必须转向媒介或平台。这种对内容的弱化很可能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尽管硅谷不断发明的平台依赖于内容，但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这种想法根深蒂固。只有平台和媒体创造的东西在这里才算是作品。另一方面，内容是为所有那些没有足够智慧来写代码的人而存在的。例如，向Yelp提供免费餐馆评论或向Facebook提供帖子的消费者。
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创新不仅是特定的时代思潮和氛围的产物，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公众的失忆症和对新潮的迷恋，将一些现有的事物包装成了伟大的创造，然后，钻法律的漏洞进行高价贩卖。道博教授在书中以Uber和Lyft为例，“揭穿”了硅谷的某些创新，仅仅是对监管漏洞的机会主义利用。这两家共享汽车巨头正在通过他们“创造性的破坏”，慢慢地摧毁出租车服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性破坏”（熊彼特）的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积极的观念，在科技行业它成为了神圣的信条。所有存在的东西现在都值得被颠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开脱罪责的代名词。 Uber这样的公司坚持对颠覆的崇拜，因为它使其商业模式合法化。它们的司机是独立承包商，没有议价能力，没有福利，也很少受法律保护。无论是Uber为司机设立的奖励计划，还是分配车次的算法，似乎都是为了惩罚司机的驾驶行为。然而，监管总是缓慢、审慎和滞后的。在政府决定这些经营行为是否真正合法之前，科技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时间差，不厌其烦地向你解释他们是如何与众不同。声称一些看似颠覆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大的连续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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