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的健康安全主义社会的建构也摆脱不了高科技公司 。 比如，西方各国政府都以建模师提供的各种流行病学模型作为防控措施的最重要依据 。 他们认为每一个风险都是一个“错误”，需要一个合适的算法来“修复”，这也许是我们数字时代的最大错误 。 政客们喜欢借着“跟随科学”的口号，通过将决策权交给算法来对冲风险，由此也方便地规避了政治责任 。 然而，这些流行病学模型的预测从事后来看，几乎每个都错得离谱 。 也许，高科技公司在“分子”（生物制药）层面上“制服”（大大降低了病死率）了大流行病，但是，算法终究没能破解“人”（流行病）的问题 。 因为，病毒以人为载体，它的传播受到人的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终究难以被数字化，所以对病毒传播的预测也就逃脱了算法的捕捉 。 对算法和模型的过度依赖，表现了人们对“安全主义”歇斯底里的追求 。
在泰尔的演讲中，他引用了保罗书信中的段落 。 这些段落给予了我们相似的警示，“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 硅谷为世界提供了安全主义的愿景，同时也播下了下次事故的种子 。 当然，在惊恐中，科技巨头们又会为人类筑起下一堵防火墙 。
救赎or徒劳
随着数字技术在工作中的引入 。 工作被重新发明了 。 它变得更加灵活，更加自由：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们喜欢的时候工作，不受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工作 。 工作在数字化过程中往往显得与众不同 。 一切都更加非传统，更加现代，更加没有等级制度 。 在大流行病期间，这些由数字化所赋予工作的新特质，变得更为显著 。 这同样也适合政治 。
在欧洲，曾经有一场新的政治运动，让人们看到了技术介入政治，改变政治，带来一种终极救赎的希望 。 这场运动始于瑞典，致力于推动免费共享信息和数字隐私的海盗党在政坛上突然崛起 。 他们通过数字通信形式，力图摆脱等级制、科层制，让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决策，这种新型的工具成为了推广“流动的民主”（liquid democracy）的最佳载体 。 10年前，欧洲各国的海盗党在议会迅速获得了大量的席位 。 2011年秋，海盗党首次进入了柏林市议会，次年，他们在整个德国获得了高达12%的支持率 。 2016年，冰岛海盗党甚至在议会选举中胜出，成为了执政党 。 然而，这股由互联网刮起的政治旋风，今天几乎已经无疾而终了 。 无论是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异军突起，还是海盗党在政坛上的昙花一现，都寄予了人们通过技术彻底改变政治的期望 。 硅谷的精英假设某种技术在各地都会产生同样的政治影响 。 这种逻辑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中东民主化的思考上，也塑造了他们对自己后院的思考方式，即关于教育、卫生和交通系统等 。 一切都容易受到同样的优化和破坏，硅谷的精英们声称一切尽在掌握 。
《要拯救一切，请点击这里》
早在2013年，白俄罗斯的作家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在他的第二本书《要拯救一切，请点击这里》中提到了两种必须警惕的倾向 。 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解决主义” 。 这种想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问题，从政治僵局到减肥，重新描述为主要通过技术革新来解决的事情 。 这位硅谷意识形态最猛烈的批评者敏锐地指出了这种技术解决主义本质上的问题，即它想用技术解决本质上非技术的人的问题 。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进一步宣布了数字弥赛亚主义在政治上的破产，“这种互联互通的弥赛亚主义并没有成真 。 相反，数字通信正在侵蚀社区，侵蚀我们 。 它破坏了公共空间，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 。 主导数字通信的不是‘同情’而是自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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