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着的香中途灭了天地香灭了预示什么( 六 ) _天地香是什么预兆

对萧穆这样的底层读书人而言，俗世的奔走往往遭遇碰壁，人生难有得意的时候。可幸的是，那些先辈手泽不断给予他力量。可以想象，萧穆的阅读和写作应当始终伴随着“相信文字具有力量”的信念。试笔这种古老的习俗，在每一个新年的第一天，不断提醒如萧穆一样的文人，读书写作仍是有希望之事，是值得期待的。即便人到中年以后，百事萧索，新年意兴阑珊，也仍会偶尔想起这个习俗。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六年偶尔在日记一现的“试笔” ，表明他对“试笔”及其所带来的希望仍有残存的信念。
在成年以后的所有新年中，萧穆始终不离书，不离笔，展示了清朝晚期一位纯粹读书人的本色。现存萧穆日记的最后一天为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四日，这一天他的日记只寥寥数字：“晴，日阅田间诗。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萧穆仍在读明遗民钱澄之（1612-1693 ，安徽桐城人，晚号田间）的诗。生命不息，读书作文不止，萧穆可谓中国“文字教”的圣徒。
新年发笔，于是于萧穆而言，成为新年里独特的光明时刻，如一束光照亮他风尘仆仆之旧年的阴暗与不快。新年的读书发笔，也给生活极度不安定的萧穆以心灵的锚定。在新年约定俗成的祭祀、娱乐活动之外，新年发笔提供了鲜明的对照，凸显了文人的特质。于新年的喧哗中，这一小小的举动为萧穆这样的文人提供了片刻的安宁。在鞭炮声、吆喝声中，无声的书写显示了沉静的魅力，表彰了文字的力量。
五、新年发笔的家族性
新年发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仪式活动，曾经遍布中国。钟叔河《元旦试笔》认为：“在长辈人中，凡家蓄笔砚者，此风大约一直绵延到了一九四九年，包括乡间冬烘先生和‘耕读传家’及略识‘之’‘无’的农工商人在内。 ”事实上即便在“十七年时期” ，私人日记中仍保留了新年发笔的记载。改革开放之后，新年发笔的传统再度得到复兴。新年发笔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觉想要窥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发笔的传统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发笔，在主流男性文人群体之外，是否渗入闺门？这种传统的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新年发笔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过年习俗，却也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前述梁章钜《浪迹续谈》提及其祖父嘱其新年发笔，可见梁氏家族新年发笔里面的科举因素。而在曾国藩家族，这一传统在时间和形式上均有明显的传承轨迹。曾国藩日记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试笔的记载，此后尽管时有辍笔，但道光二十五年、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元旦的日记中均明确记载试笔一事。曾国藩对新年发笔一事的坚持，并将其记载到日记中的行为，应当影响到其子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 “早饭后， ……旋至幕府贺年。至上房，家人行礼，试笔作字。 ”曾纪泽同一天日记记载， “午后习字一纸，又写零字甚多。 ”这天，曾纪泽在曾国藩幕府中，对读父子二人日记，可见曾纪泽午后习字，正是其事实上的新年发笔。而曾纪泽日记明确记载发笔之事，则从下一年度开始。从现存曾纪泽日记来看，有十三个年头的正月初一日均显著提及发笔一事。曾纪泽还保留了曾国藩新年作零字以试笔的习惯。此外，曾纪泽日记明确写道家中如何保持此类传统，其光绪十二年（1886）元旦日记云：“辰正三刻起……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观儿辈发笔。 ”可见，新年发笔在曾国藩家族不再是个人的新年选项，而是家族传承有自的必须事宜。而从观儿辈发笔一事，又可初步推测：发笔已成为曾氏家族过年期间刻意经营的家族人文景观。这种长者观看子孙辈开笔的新年一景，应当是许多诗书之家汲汲经营的家族文化事务。距离湖南数千公里之外的温州，地方性文人张棡（1860-1942）民国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记， “有雪，诸儿开笔，大儿、三儿并吟五律” 。新年举笔关联着书香、关联着家族的读书事业，故而对书香门第而言，家族众多后裔纷纷在新年开笔，不仅昭示家族读书事业后继有人，也象征着家族兴旺的香火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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