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100岁了，诺奖都不算他的人生巅峰( 四 ) _杨振宁

在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研究的品味。并不是所有大科学家的风格都能让他佩服，比如他就不太能与发现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共鸣。他最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费米三位，单刀直入，正中要害，从复杂现象中提炼出简单精神，再用数学方式表达出来。
这三位的状况杨振宁都考量过：爱因斯坦年纪大了，几乎不招研究生，狄拉克还在英国剑桥，倒是费米为了逃离意大利的反犹主义，已经到了美国。费米是中微子的命名者，原子弹的设计者之一，理论和实验上都是超一流学者。
对于非常复杂的物理问题，他可以丢开细节，分析本质，再加上几个数量上的估计，在半小时里就能给出解决问题的清晰思路——这种对困难问题做个快速估算数量级的方法，现在被称为“费米估算” 。当时在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费米和冯·诺依曼是两位齐名的“贤哲”，其他物理学家无论遇到什么难题，都可以拿去问他们。
美国试爆第一枚原子弹时，费米在9千米外的基地里等着，手里预先握了一些碎纸片。爆炸的闪光一出现，他便松手让碎纸片落下——如果没有冲击波，纸片会落在他脚边，但当爆炸的冲击波到达时，就会带动空中的纸片发生几厘米的位移。费米根据自己距离爆炸点的距离，以及纸张被推动的距离，便准确估算出了那个原子弹的能量大概两万吨TNT炸药。
1946年，杨振宁成功“追星”，在芝加哥大学见到了费米。费米对杨振宁的物理功底也十分认可，有时候费米出差，甚至让杨振宁代他给研究生上课。但出于政治因素，杨振宁没法当费米的研究生。
那时候，芝加哥大学还没建好做粒子物理实验的回旋加速器。费米则在美国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做实验，那里是美国进行“曼哈顿计划”的地方，有许多机密，基本只收美国籍研究者。杨振宁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绝无可能去那里做研究。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有祖国。杨振宁下一次深刻意识到这点，是1950年后中美交恶，杜鲁门总统下令，所有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人不可返回中国。他离开中国那一刻，从未想到自己要26年后才能再次踏上故土。
回到1946年，费米把杨振宁推荐给了爱德华·泰勒教授。泰勒的特点是想象力丰富，直觉强，想法多又敢讲。想法多到什么地步呢？当年他参加美国的原子弹计划，但想法过于发散，今天一个想法，明天又一个新想法，跟他合作的人都叫苦不迭。奥本海默就发挥了一下管理的艺术，让泰勒独自去做氢弹——结果，泰勒就这么成了“氢弹之父” 。
虽然泰勒的直觉里90%可能是错的，但他不怕犯错，反正有10%正确的突破就足矣。
费米则是泰勒的知己兼“翻译” 。在讨论会上，常常是泰勒先说一通自己的直觉和想法，然后费米站起来补充说，“泰勒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
杨振宁后来回忆说，“泰勒和费米不同的地方是，费米讲出来的见解通常对的多，而泰勒所讲出来的见解多半是不对的。按照中国传统，你要是对某个问题没有完全懂，就不要乱讲话。人们认为乱讲话是不好的，而且乱讲话的人一定是不可靠的。泰勒的见解非常之多，而且总要讲出来。不过如果你指出他是错的，他就立刻接受，向正确的方向走。”

文章插图
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费米｜wikimedia commons
跟着泰勒做了一阵子，杨振宁思想又波动了，找泰勒说，“我总得回中国去。我觉得中国需要的是实验物理，所以我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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