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办成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_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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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春华，现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如果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始算起，世界上的大学已经诞生了接近一千年，但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近年来，国内大学纷纷提出以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发展建设目标，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却莫衷一是，由此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认为，这些认识可能正在损害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大学。
第一个认识误区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科研而非教学，或者说科研是第一位的，教学是第二位的。
据说，这一认识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为参照物。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些蜚声世界的一流学府，无一不是凭借其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科研成果而傲视全球。每一所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更深远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近代德国。在洪堡等人的领导下，以科学研究为首要任务的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等迅速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学府，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大学如果想在21世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就必须拥有若干项在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科研置于学校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和核心位置。
在这一办学思想指引下，教师的聘用、晋升和淘汰，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无一不和相应的科研成果相挂钩。特别是物质、金钱和待遇的直接刺激，使中国大学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生产企业，教师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变成了被体制内在驱动的高度紧张的发文机器。其结果，除了制造出大量无人引用的论文而自我陶醉之外，并不能为大学的学术声誉带来多少正向影响。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前些年某985高校创立的“工分制业绩考核制度”，它将每一位教师的工作量（“必记本”注：主要是科研成果）折算成“工分”，以此来衡量教师的工作业绩并决定其收入和待遇。该大学迅速成为中国发表SCI论文最多的大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但并未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伴随着科研成为中心工作，教学被迅速边缘化。教师虽然名为“教”师，但没有人会在教学工作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因为教学在决定他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事务上不发生作用，只不过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工作而已。因此，在课堂上通过朗读教材消耗完必要的50分钟后，教师会立刻离开教室，没有时间再去和学生沟通交流，对他们进行培养指导。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越多，被占用掉的用于“挣工分”的时间相应就越少。为了最大化“挣工分”的时间，就必须最小化指导学生的时间。这和教师的责任、良心和职业道德毫无关系，完全是人在某种制度下的理性选择。教学由此变成了科研的附庸。
然而，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是因为这里有教师和学生，有教学活动。如果没有了学生和教学，就不需要大学，只需要有科研机构就可以了。如果只是追求科研成果的产出，它们同样可以做出第一流的成果。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教育，在于培养人才。大学里的科研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它们对人才培养有价值，同时，教学反过来又促进了科研的发展。因此，对于大学来说，不是教学要为科研服务，而是科研要为教学服务。
第二个认识误区是，研究型大学主要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或者说，研究生数量要超过本科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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