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的乡土——从《夏至》到《隐入尘烟》


坚硬的乡土——从《夏至》到《隐入尘烟》

文章插图
王小鲁/文

李睿珺导演的《隐入尘烟》已荣升为暑期档的现象级影片,电影界和知识分子网络社区都在讨论其出现的意义 。它在豆瓣的分数也从7.9升至8.4,这已经是近年来艺术片里面最高的评分了 。在放映之初,专业机构预言它只能有300万票房,如今已突破千万,虽然离收回成本和盈利(估计3000万元左右)还有距离,但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它带来的新希望 。有导演认为,因为有这部电影为之背书,小成本艺术片未来融资的难度可能会因此降低;有电影人欣悦地看到,我们仍然有相当的表达空间;而大家似乎都同时发现了,我们仍然能在院线中找到可以共情和宣泄的作品 。很多人似乎都从中获得了鼓舞 。
当一部影片受到如此待遇,它对于当下文化的介入已经十分深刻了 。按票价计算,已经有接近30万人看过本片,它也就拥有了更广泛的公共性,已经成为了大众交流的优质素材 。而我们与这部影片的共鸣之处在哪里呢?
目前李睿珺已经有了六部长片,有五部都将他的故乡——甘肃张掖高台县某村庄作为他的外景地或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 。他虽然已经离开村庄来到城市——开始在太原,后来在北京——但这没有改变他看待外部世界的尺度 。他仍然以他的故乡村庄作为尺度来衡量世界、判断世界,并向整个社会体系和文化系统发出了自己的质问 。这就让作为导演的他以及他的影片都染上一层执拗甚至是固执的色彩 。
这个固执是一种缺陷吗?或者是一种择善固执 。我们是否离开一些最基本的尺度和价值情感太久了呢?我认为,影片所体现的这种情感强度是值得重视的 。而且,我们这些年的确远离了乡土,乡土已经变为弃土,不再是乐土、热土,只有很少的电影人能在作品中描绘出它具体的状况 。随着农村逐渐演变为城中村、空心村,它原初的自足性大大减损了 。在城市化日渐深入之后,我们现在其实隐约有了一个重新从城市进入乡村的新乡村运动,人们以新的现代文化眼光重建村屋和郊区,但那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地关系 。而《隐入尘烟》将土地上原初的激情,一种似乎前现代社会中才有的人和土地的伦理模式展现了出来 。今天我们观看这一人地互动的充满了美感的乡村关系,竟然感觉到如此新鲜,如此具有启示意义 。《隐入尘烟》让我想起李睿珺第三部长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后者讲述了年老的村民老马在新丧葬政策下的焦虑,他渴望自己被土葬,而不是被烧掉 。影片最后,他让在一旁玩耍的村童攫了一个土坑,让他们以游戏的方式将自己活埋了 。观看李睿珺的影片往往有这样的隔膜,老人家的行动里包含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激情 。土葬以及与土地的联系,为何必须如此这般才能让老人安心?我愿意将其行为看作一个隐喻,看作一种飞扬的电影风格,当我以此向导演请教的时候,他说,这一行为其实具有相当的现实性 。他以安徽的一个事例作为证明——某年的安庆出了新政策,规定五一节后不能再土葬,于是一些老人赶在五一前喝农药自杀了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挺魔幻的,但是有的时候现实可能比电影还要魔幻,还要难以想象 。”
我也许可以理解这部影片所具有的现实性,也理解老人的行动里面的文化逻辑,但其中的情感我感受不到 。我的意思是说,人和土地的神秘连接,以及老人对于自己归宿的想象,我觉得影片没有将他们更为充分和完整地讲述出来 。这次我发现,《隐入尘烟》非常深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让我们看到了人和土地的之间的亲密互动,看到大地上的感情是如何产生和绵延的 。土地作为永恒的实体,被电影深刻地再现了出来 。如果将李睿珺的六部影片看作一个整体,有了这部《隐入尘烟》,导演的乡土世界才真正扎实地建立了起来,因为导演十分有说服力地拍出了大地的神圣光辉,为他这几年关于甘肃高台的电影叙事中的人物行动,设立了一个深厚而有力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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