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一坛猪油》( 三 ) _时尚生活

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把太阳走落了，把月亮走升起来了，把野兔走回窝了，把眼睛锃亮的猫头鹰走出来了。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小岔河经营所。那时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已经睡过去了。老潘见了我，还有心思开玩笑，说是有两个牛郎帮我挑担子，福气不小啊。那时经营所的房子只有七八栋，有三十来个工人，其中七八个是带家属的，比我早到不了多少日子。我们住的房子是板夹泥的，很旧，老潘说那还是伪满金矿局留下的呢。我说，那我得留神点儿，说不定哪天挖地，挖出块狗头金呢!鄂伦春人把我们送到后，骑着马走了。我嫌老潘没留他过夜。老潘说，他们睡不惯屋子，喜欢住在林子里，你留他，他也不会答应的。我折腾得骨头都快散架了，安顿好孩子后，我烫了个脚，上了炕。快两年没见老潘，我有一肚子的委屈。猪油坛子碎了时，想着晚上给他点儿颜色看，可一见着人，就刚强不起来了，看他哪里都亲，最后还不是睡在一起了。只一两天的时间，小岔河的孩子们就熟悉起来了。老潘说年底时还要上一批工人，到时组织上会派来一个教师，那时老大就有学上了。不然他这种年龄不上学，在大山里就耽搁了。我把猪油从闷罐、碗和伞中用勺子刮到一个脸盆里，用它做菜。那时小岔河开垦出的土地不多，再加上菜籽不全，男人们只种了豆角和土豆。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女人就找了一个在山中游猎的鄂伦春人，让他教我们认野菜。采了水芹菜、山葱、老桑芹后，我们就掉着样地给男人们做菜，把他们吃得天天叫好，上山伐木时更有力气了。野菜用猪油烹调最对路了，野菜吃油啊。有时吃着吃着，会在菜里发现蚂蚁，那是猪油洒了时，蚂蚁趁乱溜进去的。它们贪了口福不假，小命却是搭上了。老潘夹着蚂蚁时，也不挑出，说是蚂蚁浸了一身的油，扔了可惜，连同它一起吃了。到了小岔河没两个月，我怀上了。兴许是吃猪油的缘故，这胎儿特别显怀，秋天蘑菇下来的时候，谁都看出我有了。男人们就拿老潘开玩笑，说，潘大嫂才来两个来月，你的种子就发芽了，本事大啊。老潘笑着说，都是猪油里的蚂蚁搞的，那东西长力气啊!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那时的雪真大啊，一场连着一场。天是白的，地是白的，树和人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的，都成了黑的了。男人们采伐，女人也不能闲着，除了带孩子做饭，还得上山拉烧柴。碰到樟子松身上有明子疙瘩的，我们就锯下来，把它劈成片，用来引火。我们还把明子疙瘩放到大铁锅里，填上水，熬油。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可以用来点灯。这样的灯油散发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气，好闻极了。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要是在南方，麦苗都青了，可小岔河还在下大雪，黑龙江也封冻着呢。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处置点儿小的外伤什么的。碰到大毛病，就傻眼了，到时就得套上爬犁，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了。在那种地方，人说扔就扔了。按理说我生过仨孩子了，不该怕了，可是胎儿太大了，疼得我满炕打滚，就是生不下来。幸亏那是傍黑的时候，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害怕了，她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如果去开库康，快马也得三个钟头，何况我上不了马。这时崔大林说，要不就送江对岸吧，苏联那里的医院好。那个年月，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的村落，比如洛古河、马伦、鸥浦，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比如加林达、乌苏蒙。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苏联那边有岗哨，但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就会让我们入境。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那个小村当地人叫它“列巴村” ，列巴就是“面包 ”的意思。苏联人喜欢吃列巴，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省却了渡船的麻烦。我们一越边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没谁会说俄语，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然后摇摇头，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点了点头。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那家医院虽小，但设施全。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胡子都白了。他看了看我的情况后，先是给我打了一针，然后给我做了剖腹手术，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他快十斤重了，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老潘一看母子平安，一个劲儿地给那个医生作揖。由于出来匆忙，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老潘有块手表，他从腕上撸下来，送给医生，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他手腕上了。老潘满身翻，翻出半包烟和两块钱。钱是人民币，给他也不能使，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医生指了指我，摆摆手，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由于开了刀，当天不能返回，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还帮我们喂马。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了鸡蛋和面包，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蓝地红花，怪好看的。临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我亲了女护士，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都看不懂的纸，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回到小岔河林场后，老潘就去了开库康，辞他的所长去了。他说自己无组织无纪律，为了让老婆平安生产，越了边界，不配做所长了。但组织上只给他一个口头警告，没处分他。他从开库康欢天喜地地回来了，买了二斤喜糖，给小岔河的每户人家都分发了几颗。这孩子是在苏联生的，我们给他起的大名是“苏生” ，小名呢，就叫蚂蚁。老潘说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致使我怀的胎儿壮得生不下来。苏生是几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了。宽额和浓眉随老潘，高鼻梁和上翘的唇角随我。眼睛呢，既不随我，也不随老潘，不大不小，黑亮极了，老潘说随蚂蚁，他非说蚂蚁的眼睛亮。小岔河的人都喜欢他，说他生就一副富贵相。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都爱叫他的小名。蚂蚁四岁时，崔大林结婚了。小岔河来了个皮肤白净的女教师，叫程英，扬州人。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好吧，她长得才俊呢，杨柳细腰，俏眉俏眼的，两条大辫子乌黑油亮的，在肩后一荡一荡的，荡得男人们心都慌了。有三个人追求她，一个是开库康小学的老师，一个是小岔河林场的技术员，还有就是崔大林了。最后她还是嫁给了崔大林，人家说程英是看上了崔大林家祖传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在当地，结婚前夜有“压床”的习俗。所谓“压床” ，就是找一个童子，陪新郎倌睡上一夜。据说这样婚床才是干净的。崔大林和程英都喜欢蚂蚁，就让他去压床。一般四岁的孩子，离不开父母的怀儿，可我们跟蚂蚁说，让他跟崔叔叔睡一夜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崔大林抱他走的时候，蚂蚁还问，我是睡崔叔叔呢，还是睡程阿姨?把我和老潘笑得哇，说，你要是睡了程阿姨，崔叔叔就该打你的屁股了!蚂蚁没压好床，崔大林说，这孩子突然肚子疼，哼唷了一宿。到了天明，这才消停了。老潘去接蚂蚁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好了，他还拿着赏给他的两块压床钱，跟老潘说他能给家里挣钱花了。崔大林的婚礼才热闹呢，小岔河林场的人都到场了。那是一个夏天的礼拜天，我们在屋外搭起帐篷，支上锅灶，女人们七碟八碗地做菜，男人们喝酒，孩子们咂着喜糖做游戏，一直闹腾到晚上。年轻的小伙子又去闹洞房，把新郎新娘折腾到了天明。我们在婚礼上见到了新娘子手上戴的戒指。金戒指上果然镶着颗菱形的绿宝石，那宝石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是那种没有一点儿杂质的透亮的绿，醉人的绿!我们这些女人拉着程英的手，个个看得“啧啧”叫，羡慕得不得了。有人说它值一栋好房子，有人说它值一车皮红松，有人说它值五匹好马，还有人说它值一千丈布。只要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好东西，都被打上比方了。从那以后，我们见到的程英就是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的样子。她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学生们都说那字被映得一闪一闪的。冬天时，她戒指上的那点儿绿看了让人动心，好像她的指尖上藏着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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