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集：传统语言学的文化意义什么叫“语文”？ _语言学

（摘自《和心记》，133-13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传统语言学的文化意义
什么是“语言”？
“语言”不仅是语言和写作的科学，而且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学领域；从根本上说，一切语言文学问题都是泛文化问题。语言学应该是广泛的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因此，广义的语言学当然应该是语言和文化的科学。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考察“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在中国，中国传统文学的第一种形式是经学，产生于周秦时期。再就是秦汉以下的小学——文字学。传统的释经实际上是比较语音学、语义学和诠释学。古典文献学在其之上添加了字形和形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值得研究人员关注。过去有一种说法，古代文士、小学生，尤其是乾嘉时期的中国经学家，都是逃避甚至逃避社会现实问题的书呆子，固执地无法理解时事。这个结论值得商榷。为什么？因为它只看到覆盖事物表面的皮肤。但我认为中国古典语言学一直有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本质上是非常现代的——即无论是古代的文士、释经者、初级学者还是现代的文字学家，本质上都是试图触及、理解和解决当时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根本的文化问题。他们不是时代文化的逃避者，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言研究和圣经创造性解读的方式参与和渗透到时代文化之中。
其实，无论是经学研究中的现代与古代文本的冲突，还是清代汉学与学派终结的争论，都不仅仅是语言的真伪问题，几本古籍的人物。或者可以说，它的表面形式是一个语言问题，而它的深层结构是一个语言和文化问题。我们知道，汉代语言学的兴盛是经学斗争的结果，而这场经学斗争，总是与当时知识分子在一系列重大政策中的不同看法有关。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通过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表达了他们对先秦古代文化的价值评价和当时新文化的建设理想。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战略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杨雄和刘家（刘翔、刘欣）、徐慎、马蓉和前郑（郑忠、郑玄）。
【何新集：传统语言学的文化意义什么叫“语文”？】至于清代宋汉之争，本质上是作为思辨哲学的理学与作为实证哲学的考证之间的方法论之争。就其方法的差异而言，它具有深刻的意义，这在西方学术史上也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清代最有远见的汉学家们，都在考证和重新解读古人名时，对他们所面临的当代文化进行评价和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和真正认识到王氏父子戴震（孙年，引）以及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等人的学术贡献。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太炎晚年从政界向学术界的转变——也就是他所熟悉的“小学”，并不一定是一种“逃”和“退”的形式。而是选择了一种他认为更适合自己的时代学术文化转型的介入方式。
就西方学术而言，语言学起源于希腊时代的修辞学和辩证法。了解希腊历史的人会知道，这种修辞和辩证法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智者”时代是多么重要，并成为民主政治家赢得群众并深刻影响政治、哲学和文化的工具。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怀特黑德所说，所有的希腊学术——自然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都笼罩在当时的语言学——修辞学和辩证法中。苏格拉底，古希腊最伟大的圣贤和语言学家，为他的学术、政治和文化思想，包括他的辩证法，献出了生命。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研究西方哲学史和语言学史的人常常忽略的。似乎西方学术史家的学者往往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到不同时代西方学术方法的深刻差异。总之，在古希腊，学术方法首先是语言研究的方法，即希腊的修辞学和本义辩证法——词的分析和论证的技术方法。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词语解释问题转化为概念辩证法和定义问题，从而语言问题转化为思维形式的逻辑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兴起，即逻辑经验主义，西方学术界一直关注方法问题（包括培根提出的归纳与演绎之争）。）优越的。但正是在本世纪初兴起的分析哲学中，对逻辑问题的重视再次转变为对语言分析的重视和研究。对于罗素，尤其是他的学生和超凡者维特根斯坦来说，不仅是逻辑中所有悖论的解决——也是所有哲学和文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根本上取决于语言的分析方法。同样的结论出现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诠释学的方法论中。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哲学思想与起源于纯语言学的结构语言学（索绪尔-乔姆斯基）的思潮汇合。索绪尔说，“学习语言是理解人类文化的关键”，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归宿”；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如此深植于一个背景框架中文化的释义，这个框架文化作为语境” 。从这些著名学者的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对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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