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美元汇率查询 2011年10月15日汇率( 三 )


1.历史上的汇率协同 。 汇率协同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 如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 1979年至2002年欧洲货币体系 , 以及1985年的广场协议等 , 但这些汇率协同的存续却不是由参与国的意愿决定的 , 中长期看汇率安排拗不过基本面的变迁 。 在欧洲货币体系中 , 由于西欧诸国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 , 汇率沟通也更加充分 , 体系虽有小的变化 , 但总体得以维持直至欧元诞生取而代之 。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 , 作为中心货币的美元遭遇“特里芬难题” 。 美元既要超发以匹配海外对美元的需求 , 又必须履行美元对黄金的挂钩承诺 。 因此美元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元资本大幅流出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停止对黄金挂钩 , 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开端 。
在广场协议中 , 五国联合干预汇市 , 自此日元对美元出现了长达10年的升值 。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后的第三年即1987年 , 由于美国贸易赤字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善 , G5集团在卢浮宫会议上已经检讨“广场协议”以来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 于是卢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 , 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 。 然而日元却开始了长达10年的升值 , 只在1989年金融泡沫破灭时有过短暂贬值 。 1985-1995年 , 美元兑日元从262.8降至79.8 , 即日元升值超过两倍 。 至1995年日元升值趋势逆转 , 日本GDP已接近负增长 。
2.大国博弈大于大国合作:“新广场协议”何以不切实际 。 汇率协同在各国经济结构、经济周期相对一致的情况下更容易达到稳定 , 减少汇率摩擦、跨国投资不确定性等目标也能够达成 , 实现多国共赢的局面;但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不一致时 , 汇率协同或者难以持续 , 或者对一国经济不利 。
就当前国际环境而言 , 美国和非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差决定了美元指数的向上行情 , 而美国和中国经济周期差决定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 美国经济率先复苏 , 联邦基金利率从0向上弹起 , 而欧元区和日本仍陷通缩泥潭 , 基本面没有好转 , 未来还将通过负利率和扩大QE规模的方式刺激经济 。 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转型期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 汇率协同无法改变中美经济周期差 , 因此自身也无法持续 。
同时 , 当下美元走势主要由美联储加息预期驱动 , 而美联储货币政策从来都是只注重国内经济 , 并没有所谓的国际责任 。 如1971年美国为了保住自身黄金储备 , 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就是一例 。 2015年9月美联储曾因为“国际形势”而推迟加息至12月 , 一些人认为是某种程度的政策协同 。 但实际上美联储决策的内在逻辑是担忧中国汇改引起的金融波动外溢性过强 , 伤及美国自身 , 因而暂不加息 。 如果本国市场强健 , 或者外部波动对本国影响较小 , 美联储不大可能因为国际环境而调整自身加息的节奏 。
3.破局贬值压力:基本面改善+守住关键时点 。 既然在中美经济周期持续不一致的当下 , “新广场协议”是不切实际的 , 也不应该对此抱有幻想 。 那么应对当前汇率困局 , 我们认为中国将着力于改善经济基本面和动用各种政策工具“守”汇率 , 而一次性大幅贬值的可行性已被证伪 , 只能是下策 。
2015年以来 , 中国央行应对美元走强 , 曾采取不同手段引导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 但均未能化解贬值压力 。 “8·11”汇改是采取一次性贬值的方式 , 11月起是采取逐步贬值的方式 , 12月起是在对一篮子货币稳定的前提下贬值 , 然而各种方式均无法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 , 因此每次尝试最后都以央行重新守汇率而告终 。 2016年以来 , 防范金融市场风险尤其是跨市场联动风险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 既然上述贬值策略都已证明难以实现 , 央行不大可能采用一次性贬值和渐进性贬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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