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龙人2014年运势-属龙人2021年全年运势(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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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 译者:韩瑞祥 ,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相比德语 , 母语是更强势的语言
新京报:如你刚才所说 , 在书中你也写到你父母移民后的艰辛劳作 , 他们的悲伤和恐惧 , 以及他们不得不被遣离德国的经历 。 如何理解小说中说到的“对难民的结构性歧视”?就你的观察 , 现在的移民在德国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
萨沙·斯坦尼西奇:总的来说 , 最根本的问题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 。 在德国 , 相对于长居的德国人而言 , 来自第三国家(非欧盟国家)的移民 , 尤其是难民 , 往往更难接受教育 , 也更难得到足够的居住空间和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
因此 , “对难民的结构性歧视”首先是指机会不均等而言 , 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 , 也存在这样的机会不均等现象;机会的不均等从求职阶段就开始了 , 甚至更早 , 在培训时就出现 , 当移民进入一个工作岗位时 , 这种不平等还将继续 , 在日常交往、晋升机会或者在劳动报酬上都有体现 。 无论在“简单的”工作当中 , 还是在学术道路上 , 都是如此——在德国 , 出生在本地、最好是白皮肤、最理想的情况下来自一个富裕家庭的人总是更加轻松一些 。
新京报:学习一门外国语言并能用它来写小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 尤其你的小说还获得了非常多的认可 。 不过在小说中写到“Poskok”(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的“蝰蛇”)和“Hornotter”(“蝰蛇”的德文)时 , 你说自己对Hornotter不感兴趣;还有你送给奶奶自己的书时说的那句话 , “荒唐的是 , 那(书)是德语版的” 。 母语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承载的记忆是其他语言中没有的 。 会不会担心用德语写作会失去母语中所特有的文化意义?在日常生活中 , 你还会频繁地使用母语吗?
萨沙·斯坦尼西奇:作为一个作家 , 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图 , 准确地用德语表达我的故事 , 但是作为个人 , 有时候 , 我的第一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始终是“更强势”的语言 , 比如在涉及精神工作、音乐文本以及文学的接受方面 。 好像在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倾听者和读者 , 相对于德语和英语 , 他对我第一种语言作出的反应更加有情感 。 从来没有一个德国演唱者的歌曲打动过我 , 但是在听到前南斯拉夫的许多歌曲开始响起的时候 , 我可能会立刻哭出声来 。
我和家人以及儿子说话的时候 , 还会很活跃地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 和儿子聊天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 他的学习 , 他的双语性 , 他对两个国家两种迥异文化世界的理解——对我来说 , 无论作为父亲 , 还是作为作家 , 陪伴他度过这个过程都是一种巨大的馈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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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 , 作者:萨沙·斯坦尼西奇 , 译者:黄雨果 ,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9年1月
人们又开始把出身当作一种政治标准
新京报:小说中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的出身问题 , 就像小说中写到的 , “在当下的时代里 , 出身和出生地又被当作区分的标志 , 边界被重新加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 排外已经公然成为一种政治纲领 , 而且可以赢得选民 。 ”你的出身是什么?这一出身又赋予了你什么?你认为 , 人们真的可以做到完全忽视国籍、种族、家庭背景等差异而一视同仁吗?
萨沙·斯坦尼西奇:有几种不同的契机促使我创作《我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真诚地试图探讨我的出身和背景——我的家庭 , 我在社会意义上的形成 , 我的语言 , 以及我的逃亡:逃亡造成了我在德国的“第二出身” 。 我想看到 , 在这一切当中 ,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今天存在的我 。 我做这件事情 , 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又把出身当作一种政治标准 , 到处使用 , 乃至滥用 , 为了压迫少数群体 , 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 , 普遍抬高所谓“根脉”的价值 , 但无论什么样的“根脉” , 都单纯只是偶然而已 , 只不过对有些人来说 , 出身是一种特权 ,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 出身却成了诅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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