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博物馆沦为私藏“背书”？规范寄存制度或是良方( 三 ) _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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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博物馆沦为私藏“背书”？规范寄存制度或是良方】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三吴墨妙：近墨堂藏明代江南书法”展览现场。摄影：卢绍庆
当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博物馆借用私人藏品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为其“背书”的事实。最为敏感的现实就是私人藏品还可以在市场流通。一些惨痛训令人至今心有余悸，某大博物馆曾展出44件私人收藏的傅抱石先生画作。随即专家曝光，傅先生的家人也指称全部展品皆为伪作。藏家心虚，便将已经印好的展览图录悉数销毁，一时之间社会哗然。在利益驱使下，外合里应，看似精心筹划的展览实际上把权威文博单位积累数年的学术名誉给玷污损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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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博物馆曾展览的陶俑，被指赝品，曾引发巨大争议
私人收藏与公共博物馆存在这种消极和对立的关系，也与私人收藏的特点密切相关。收藏客体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商品，收藏主体也会出于经济因素而从事收藏活动。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私人收藏的商业性和公共博物馆的文化性发生矛盾也是难以避免的。况且近二十年来，艺术作品和文物古董价格飙升，作伪活动更加猖獗，市场上赝品泛滥成灾，更是刺激了种种歪风邪道。真伪鉴定因人而异总是难以做出判断，往往是靠权威专家一语定论。近年来，文博单位和高校确实有人参与市场炒作，导致普罗大众对于私人展品缺乏信任，更对各种展览的动机揣测连连。尤其是一些大学博物馆接连被“国宝帮”攻陷之后，相关争论更是甚嚣尘上，已经影响到公众对整个行业人员职业操守、专业水准、学术品质的看法。
尽管最新颁布的《博物馆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禁止博物馆借用来源不清晰的藏品，但是对于借用的私人藏品，博物馆应将其视为是临时性的博物馆藏品，因此博物馆必须严守伦理底线，严格审查待进入博物馆展览的每一件私人藏品。对于顶级博物馆，处理只能慎之又慎，相关规定十分严苛。比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在1969年制订藏品征集办法，后又经过两次修正，办法中除了收购、捐赠者外，第四章为寄存，明文规定了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寄存文物，需经台北故宫评定，如认为无价值者，则部分或全部谢绝；凡寄存的，其所有权仍属于寄存者……寄存时间不得少于5年” 。也就是说藏品必须通过重重审议，同时提高寄存年限也从主观上遏制了不良企图。虽则在北京故宫或国博等大博物馆的藏品中零星出现伪作，策展人的职业道德也不会被人质疑和诟病，因为无论真伪，这些藏品都不会在市场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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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序》（局部），7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2019年亮相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大展。
诚然，风险始终存在，但是也不必因噎废食。有时，私人手中的某些藏品比公立博物馆的同类藏品更具有学术或是审美意义。若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将之公布展示，可以嘉惠大众。其实，私人收藏和拍卖公司的拍品早已作为文献资料在学者们的论文和著作中被广泛援引。或许展品的真伪问题会被一直争论下去。但是制度性的保障可以尽量消除一些麻烦。除了常规定则之外，通过与私人藏家订立一份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责任的民事合同，博物馆也能在许多层面避免陷入被动的境地。
（注：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博士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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