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博物馆沦为私藏“背书”？规范寄存制度或是良方( 二 ) _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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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展览一角。作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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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隋代铜镜。作者图
“寄藏”，或言“寄存”(deposit)，即“寄存陈列品”，它是国际博物馆界早已盛行的一种获得材料的方法。由于种种原因，某一收藏家或社会团体对于自己珍藏的各种历史文物、书画、工艺品或其他实物材料，并不想捐赠或出让给博物馆，但是希望这些藏品能够得到一个更为安全、妥善、科学的保管环境，从而被公众欣赏研究，便将它们委托博物馆进行管理。待到博物馆接收之后，同样会对这些“寄存”材料登记编目、入库建档，若有需要可以公开展出或者提供出版。本质上这些藏品仍然是个人私有财产，其所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藏家随时可以取消委托，从博物馆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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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面纹镜。官方图
中国很早就有博物馆将“寄存陈列品”作为征集物品的办法“公之于众”，比如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公布的征集藏品办法如下：“……第三条，征集分捐赠，寄存，购置三种。第四条，凡捐赠物品，除记明捐赠者姓名外，另有纪念办法；其办法另定之。第五条，凡寄存物品，除记明寄存者姓名外，其寄存办法另定之。”
可见寄存是公立博物馆获取展品的一个主要渠道。公共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显然脱离不开私人收藏活动。许多时候寄存与捐赠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比如民国时期的著名汉学家福开森在1934年向当时的金陵大学捐赠近40年来耗资300余万元购置的千余件古物。《大公报》随后便刊载了题为“福开森博士所藏中国古物寄存古物陈列所”的新闻报道。原来，针对这次赠予，福开森还与金陵大学以及古物陈列所签署了一份《赠予及寄托草约》，明确相关文物赠予金陵大学“永远保守”，但前提条件是，学校要专门建馆存储并陈列它们，并且要对外开放，按时展览。这种“寄存”实质上就等同于是赠予。其实，也有许多人家由于战火离乱将都将世代递藏的书画、陶瓷、青铜、玉器等等名品寄存在国家各级博物馆，之后顺水推舟完成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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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开森藏品赠华纪念特辑。资料图
近年来，公众比较熟悉的由“寄存”转化为“捐赠”的作品是董元（董源）的《溪岸图》，这件作品在1997年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裔董事唐骝千以重金从王季迁处购入，后寄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但所有权仍属于唐骝千。2017年3月，正式宣布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在捐赠之前，这件作品多次在大都会展出，还曾在2006年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与范宽和郭熙的名作并列展出，2012年亮相上海博物馆举办“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大展中。大都会博物馆也为这件作品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全世界的顶尖学者讨论其真伪，并出版论文集《中国画的鉴定问题》（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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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传）董源《溪岸图》（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博物馆借用私人藏品办展实质上是一个私人藏品的公共化过程。这个公共化首先是私人藏品价值的公共化。若博物馆对私人藏品的价值认识不到位，或者在展出中没有充分体现出其固有价值，这些藏品的真正价值就很难展示给公众，其公共化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相对而言，收藏对于个体而言本质是一种自娱活动。对于那些将收藏品最终让渡给博物馆的私人主体来说，其实是践行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共享精神，也是个体独立于群体、又复归于群体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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